老周那句“别太较真”的话，像一根冰冷的针，整夜扎在林溪的脑海里。它证实了她的猜测，却也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。在这个系统里，她像是一个异类，一个试图用书本上的法律条文去挑战运行多年“潜规则”的傻瓜。

但她没有退路。父亲的名誉，王永强可能遭受的不公，还有法律那被蒙尘的尊严，都驱使着她必须往前走。

第二天，林溪早早来到办公室。她将昨晚整理出的关于“非法拘禁案”口供矛盾点的详细分析，以及程序瑕疵的清单，重新梳理了一遍，打印成一份简洁明了的书面报告。她没有使用任何情绪化的字眼，完全是基于法条和办案规程的客观分析。这份报告，就是她的武器。

她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，正式向支队长孙卫国汇报。公开质疑郑刚处理的案子，风险极大，她必须谨慎选择方式和场合。

整个上午，孙卫国都在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，似乎一直在打电话，偶尔有人进去汇报工作。林溪按捺住性子，处理着其他无关紧要的卷宗，内心却在反复推演着与孙卫国对话的可能走向。

临近中午，机会来了。孙卫国端着那个泡着浓茶的保温杯，踱步出来，走向茶水间。林溪深吸一口气，拿起那份准备好的报告，跟了过去。

茶水间里只有孙卫国一个人，他正慢悠悠地往杯子里添热水，茶叶的醇厚香气弥漫在小小的空间里。

“孙支队。”林溪站在门口，轻声开口。

孙卫国回过头，看到是她，脸上又挂起了那副惯有的、和蔼可亲的笑容：“哦，小林啊，有事？”

“关于开发区那个‘8·15非法拘禁案’的审核，我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整理了一份报告，想向您汇报一下。”林溪将手中的几页纸递了过去，语气尽量保持平静和职业。

孙卫国脸上的笑容似乎凝固了零点几秒，随即又化开，他没有立刻去接报告，而是不慌不忙地盖好杯盖，吹了吹水面上的浮叶，啜饮了一小口，才仿佛刚反应过来似的：“哦，那个案子啊……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他这才伸手接过报告，却没有马上看，只是随手拿在手里。

林溪知道他是在拖延，是在营造一种“这不算什么事”的氛围。她不想被他带节奏，直接切入主题：“孙支队，我详细比对了几份口供，发现报案人王永强与三名保安的陈述在核心情节上存在根本性矛盾，涉及是否使用暴力、是否强制带离、拘禁时间长短等关键事实。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和《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要求，这种级别的矛盾必须进行核查对质，但卷宗里没有任何相关记录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观察着孙卫国的反应。他依旧慢悠悠地喝着茶，眼神落在手中的杯子上，似乎听得很随意。

林溪继续道：“此外，卷宗中缺失同步录音录像记录，报案人提到的手机被摔坏等重要物证也未提取入库。这些都属于重大程序瑕疵。综合来看，我认为以‘经济纠纷’为由不予立案，证据不足，理由不充分，可能……可能存在错误。”

她最终还是没有直接说出“违规”或“枉法”这样的词，但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。

孙卫国终于抬起了眼皮，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里，此刻没有任何波澜，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。他没有看报告，而是看着林溪，嘴角微微向上弯起一个无奈的弧度。

“小林啊……”他拖长了语调，像是长辈在开导不懂事的晚辈，“你看问题，很细致，很认真，这点很好，值得我们很多老同志学习。”

他先扬后抑，话锋随即一转：“但是呢，你刚从学校出来，理论功底扎实，可基层公安工作，它不光要**律，更要讲‘效率’，讲‘实际’。”

“效率？”林溪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，这个词语在此刻语境下，显得格外刺耳。

“对，效率。”孙卫国肯定地点点头，拿着保温杯的手轻轻挥动了一下，“咱们市公安局，每年要处理多少警情？成千上万！如果每一个像这种‘他说暴力、他说没暴力’的纠纷，我们都投入大量警力去查个水落石出，那别的案子还办不办了？重大刑事案件还破不破了？警力是有限的，我们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。”

他顿了顿，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：“像开发区这种经济纠纷引发的冲突，很多时候，双方都是在气头上。我们公安介入，主要是起到一个震慑和调解的作用，把场面控制住，防止事态升级。只要没打出重伤，没闹出人命，能调解的尽量调解，不能调解的，引导他们走法律途径。如果硬要按刑事案件去办，程序繁琐，耗时耗力，最后可能效果还不好，反而激化矛盾，影响开发区的稳定大局。这就是‘效率’，也是‘艺术’。”

一番话，说得滴水不漏，冠冕堂皇。将明显的程序违规和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，轻描淡写地归结为“警力有限”、“调解艺术”和“大局稳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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