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夜几乎无眠。

那条“有些案子，不该你看”的匿名短信，像一条冰冷的毒蛇，缠绕在林溪的心头，挥之不去。她反复回忆着昨天在市公安局的每一个细节，孙卫国看似和蔼实则警告的话语，郑刚那充满压迫感的审视，还有办公室里其他民警那种刻意保持距离的沉默……这一切都让她确信，那份关于“赵立东侄子公司的非法拘禁案”的卷宗，是一个马蜂窝，而她，已经无意中捅了一下。

清晨，她顶着淡淡的黑眼圈，再次踏入市公安局大楼。与昨日的陌生感不同，今天这里带给她的是一种更具象的压抑。走廊里遇到的每一个身穿警服的人，似乎都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，让她如芒在背。

她坐在自己的工位上，没有立刻开始工作，而是先泡了一杯浓茶，试图驱散脑中的混沌与疲惫。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再次将斑驳的光影投在桌面上，恰好照亮了那摞卷宗最上方，“开发区‘8·15’非法拘禁案”几个字显得格外刺眼。

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父亲当年没有逃避，所以她也不能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再次翻开了那份卷宗。这一次，她的目标更加明确——聚焦于那些“矛盾的口供”。她要将这些矛盾点逐一剥离出来，进行最细致的比对和分析，看看它们到底能揭示出什么。

她首先将涉案三名保安（张强、李斌、王磊）的询问笔录，与报案人王永强的陈述笔录，并排铺开在桌面上。拿起红蓝两色笔，开始进行最原始的文本分析。

蓝色，标注一致或无害信息。

红色，标注核心矛盾与疑点。

很快，笔录纸上便被红色的记号占据：

关于“邀请”方式：

保安张强（保安队长）笔录：“王老板是自愿跟我们上车去仓库谈债务的，我们很客气。”

保安李斌笔录：“我们就是请他过去坐坐，商量事情。”

保安王磊笔录：“他自己跟着我们走的。”

报案人王永强陈述：“他们四个人，两个人架住我胳膊，一个人从后面推我，强行把我塞进他们的面包车里的！我挣扎了，他们还骂骂咧咧，说再不老实就揍我！”

关于在仓库内的行为：

三名保安口供高度一致：“就是谈话，让他还钱。气氛有点紧张，但绝对没有动手。”

王永强陈述：“他们把我按在一个破椅子上，不让我走。张强（保安队长）用手指着我鼻子骂，唾沫星子都喷我脸上。我想打电话报警，李斌就把我手机抢过去摔地上了！后来他们还推搡我，我胸口和胳膊都被他们弄疼了。” （此处，王永强提到了手机被摔坏的情节，但卷宗物证清单里完全没有这部被摔坏手机的记录或照片。）

关于拘禁时长与离开方式：

保安口供：“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，后来他自己走了。”

王永强陈述：“从晚上八点多一直被关到凌晨两点多！起码六个钟头！后来是他们接到一个电话，才骂咧咧地打开门让我滚的！”

林溪的笔尖在“接到一个电话”这几个字下面重重地划了几道红线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！是谁打的电话？电话内容是什么？为什么一个电话就能让这些“只是谈话”的保安放人？这个电话，很可能是指挥链条的关键一环。

然而，翻遍整个卷宗，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电话的调查记录。办案人员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个线索，或者，是刻意回避了。

这些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“表述差异”，而是根本性的、对事件性质的截然不同的描述。一方描绘的是一次虽有冲突但基本克制的债务协商，另一方控诉的则是一次完整的、伴有威胁和暴力的非法拘禁犯罪行为。

任何一个有基本逻辑判断能力的人，都能看出其中必有一方在撒谎。而根据生活经验和常识，多人串供并统一口径的可能性，远大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受害者凭空捏造出如此详细的受害经历。

更让林溪感到心惊的是，如此明显的矛盾，经办此案的民警——尤其是最终签下“不予立案”结论的郑刚——怎么可能视而不见？他们非但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侦查对质，反而直接采信了保安一方的单方面说辞。

这已经不是工作疏忽，这几乎是在明目张胆地偏袒！

她合上卷宗，感到一阵心寒。仅仅通过书面审核，她就发现了这么多问题，那么在实际办案过程中，还有多少黑幕被隐藏了起来？

她需要了解更多。需要知道当时办理此案的基层民警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

根据卷宗记录，这起案子最初是由开发区派出所接警并初步处理的，后来才因为“案情复杂”被刑警大队的郑刚接手。

林溪决定，先去一趟开发区派出所，找一下当时最先到达现场的民警了解一下情况。或许，从基层民警那里，能听到一些在正式卷宗里看不到的“实话”。

她向孙卫国支队长报备，理由是“需要核实卷宗中一些现场描述的细节，以便更准确地完成审核报告”。孙卫国正在接电话，闻言只是抬眼看了看她，目光深邃，随即挥了挥手，示意她自己去，没多说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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