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的波士顿，盛夏的热力达到顶峰，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种近乎慵懒的、被阳光浸透的饱和状态。天空是那种永恒不变的、纯净到炫目的湛蓝，阳光从清晨五点就迫不及待地倾泻，直到晚上八点才恋恋不舍地收敛，将白昼拉得异常漫长。气温常在三十度以上徘徊，干燥的热风从西边吹来，卷起街道上被晒得发烫的尘埃，也吹动着家家户户窗台上的美国国旗和遮阳棚。查尔斯河的水位因久未下雨而略有下降，露出部分河床，但水面依然闪耀着刺眼的银光，帆船和划艇的数量在周末达到顶峰，彩色的帆影与碧波、蓝天构成一幅经典的新英格兰夏日画卷。校园几乎空了一半，只有暑期课程的学生、实验室里的研究员、以及在图书馆寻求清凉的学者们，还在维持着学术世界最低限度的脉搏。草坪被晒成浅浅的金黄色，喷灌系统定时工作，在阳光下制造出无数道微小的彩虹。蝉鸣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嘶叫，与空调外机的嗡鸣、远处街区的车流声，共同构成这座城市夏日永恒的背景音。空气里混合着热沥青、晒干的青草、烧烤炭火、防晒霜以及从无数咖啡店飘出的冰咖啡的复杂气息，一种属于盛夏的、浓烈而坦荡的生命力，弥漫在每一个角落。

对林夜而言，在波士顿的第一个八月，感受是叠加的，也是全新的。那是一种“收获前”的短暂平静与隐隐躁动，是研究、生活、情感都进入某个平台期后，对未来愈发清晰的眺望，以及随之而来的、更为具体的期待与不安。

他的博士后申请结果在七月底正式揭晓：未获录取。学院那位资深教授在通知他的邮件中，言辞恳切地表示，他的研究计划“极具潜力”，评审委员会也肯定了他的“独特视角与扎实田野”，但最终因“职位名额极其有限”且“研究方向与本年度的优先重点略有偏差”而未能成功。教授鼓励他继续完善研究，并主动提出可以作为他未来申请其他职位（包括可能于明年春季开放的另一个职位）的推荐人。

收到邮件的那一刻，林夜的心情异常平静，甚至有种“果然如此”的释然。他仔细回想申请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，那份研究计划书确实是他现阶段思考的集中体现，但与这个特定职位的要求之间，或许确实存在微妙的、难以逾越的“偏差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内心深处，他对那份工作的渴望，似乎并未强烈到足以压倒其他可能性。他将结果告诉了洛薇薇，她只是轻轻抱了抱他，说：“也好，少了些纠结。我们可以更专注地考虑其他选项了。”

是的，其他选项。国内主编那边关于国际深度报道团队的计划进展迅速，已经进入了人员招募和栏目策划的具体阶段。主编几次与他通话，语气愈发迫切，甚至暗示如果他愿意回国加入，可以给予相当大的内容自主权和资源支持。这个“选项”在他心中的分量，随着博士后申请结果的落定，悄然增加了。他开始更频繁地与国内的朋友、前同事联系，了解媒体行业最新的变化与挑战，也在脑海中反复构想着，如果能带着在波士顿的观察、思考与方法回去，可以做出怎样不一样的报道。

他的研究仍在继续。陈伯的健康状况在八月初出现了一次令人担忧的下滑，因肺部感染住院一周。林夜几乎每天都去探望，有时带着水果，有时只是坐着陪老人说说话。陈伯在病床上显得格外瘦小脆弱，但精神尚可，还会用沙哑的声音跟他开玩笑：“后生仔，我本日记，你搞明未啊？我惊我两脚一伸，你仲未译完，就真系要带落去问老豆啦。”林夜总是耐心地汇报进展，告诉他哪些部分已经理清，哪些还在琢磨。老人听着，浑浊的眼睛里会闪过满足的光。出院回家后，陈伯的身体似乎再也回不到从前，但那份将家族记忆托付给林夜的执念，反而更加坚定。他催促林夜尽快将研究成果整理出来，“趁我仲清醒，有乜唔明可以问。”

林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。他暂停了其他田野工作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陈伯父子的日记整理、分析与论文写作中。他开始尝试用一种更具叙事性、也更富理论洞察力的“历史民族志”笔法，来呈现这份跨越百年的家族记忆。写作过程艰难而充满敬畏，常常在书桌前枯坐数小时，只为推敲一个段落的措辞，或思考如何平衡学术分析与对逝者的尊重。洛薇薇成了他最关键的“第一读者”和“讨论伙伴”，她总能从“情感地理”和“物质文化”的角度，提出让他豁然开朗的见解，也能敏锐地指出文中任何可能“过度诠释”或“情感泛滥”的苗头。

生活上，波士顿的盛夏为他们提供了无数共享户外时光的理由。他们会在周末的清晨，趁暑气未起，去查尔斯河边跑步，看晨光中水鸟捕食、划艇手训练；会在傍晚开车去更北边的海滩，踩着微凉的细沙，看大西洋的落日将天空和海面染成一片燃烧的金红；也会在某个炎热的午后，躲进冷气充足的博物馆或电影院，享受几个小时的清凉与文化熏陶。他们甚至尝试了在新英格兰地区流行的“龙虾卷”野餐，坐在海边的木桌旁，笨拙地剥着龙虾壳，手指沾满黄油，相视而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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