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晓霞站在深圳出租屋的窗边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远处那些高楼大厦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。她已经九年没回过柳溪村了，九年，久到几乎忘记那个地方的样子。

可花姐这个名字，像一根针，扎进她心里最深的地方。

“怎么走的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不知道。就……就躺在床上，像是睡着了。可身子都硬了。”

李晓霞挂了电话，在窗边站了很久。手机屏幕亮起来又暗下去，暗下去又亮起来，是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她没接。

第二天，她买了回老家的车票。

从深圳坐高铁到市里三个半小时，再从市里转中巴到镇上四个钟头，最后那二十里山路只能靠走。李晓霞拖着行李箱在盘山道上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天擦黑时才看见村口那棵老樟树的树冠。树冠黑黢黢的，在暮色里像一团凝固的浓烟。

九年了，村子比她记忆中破败多了。很多房子塌了半边，墙缝里长出一蓬蓬枯草。村道还是那条土路，坑坑洼洼，积着前几天下的雪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偶尔有人经过，都是佝偻着背的老人，看她一眼，眼神陌生，匆匆走过。

没人认出她。

她没往家走，而是直接去了村子最西头。那里有一栋二层小楼，刷着白墙，围着高墙，和周围破败的土坯房格格不入。铁门虚掩着，她推开，走进院子。

院子里站着几个人，都是年轻女孩，看见她进来，都愣了愣。其中一个瘦高的男孩迎上来：“霞姐？”

“小东？”

男孩点点头，眼圈有些红。

李晓霞没再说话，径直走进堂屋。

堂屋里摆着一张床，床上躺着一个人。那人很瘦，瘦得像一把干柴，脸上的皱纹堆叠，颧骨高耸，头发全白了，稀稀疏疏的，露出底下褐色的头皮。她闭着眼睛，面容安详，像真的只是睡着了。

李晓霞站在床边，看着那张苍老的脸。九年了，花姐老了太多，可她还是认得出——那双眉毛，那个嘴角，还有右手食指上那道疤，是当年被开水烫的。

她跪下来，握住那只枯瘦的手。手冰凉冰凉的，硬得像石头。

“花姐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我回来了。”

那晚，李晓霞没回家，就住在花姐这栋小楼里。

那些年轻女孩围着她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着花姐最后的日子。她们都是花姐这几年收留的，有的和家里闹翻跑出来的，有的被男人骗了没处去的，有的从小没爹没妈流浪到这里的。花姐给她们吃，给她们住，教她们怎么在这世上活下去。

可她们没说的是，怎么活下去。

李晓霞知道。她比任何人都知道。

因为她也曾是这样的人。

十七岁那年，她被人贩子拐到南方，卖进一家洗头房。她逃过三次，被打断过两次肋骨，最后一次逃跑时遇见花姐。花姐把她藏起来，等她伤好了，问她：“想不想回家？”

她说想。

花姐给了她路费，还给了她一个电话：“以后要是没地方去，就打这个电话。”

她回了家。可家里早没她的位置了。父亲说她丢人，母亲只知道哭，村里人指指点点，说她是“那种女人”。她待不下去，又出来打工，可没有学历，没有技能，干过的都是最底层的活。最难的时候，她打过那个电话。

花姐来接她，把她带到柳溪村，带到这栋小楼里。

“以后你就住这儿，”花姐说，“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歇着。没人逼你。”

她在那栋小楼里住了三年。那三年，她见过太多女孩来来去去，有的干几个月走了，有的干几年走了，有的……再也没走成。

花姐从来不问她们为什么来，也不问她们什么时候走。她只说一句话：“人活着，都不容易。”

后来李晓霞攒够了钱，去了深圳，找了份正经工作，再也没回来过。九年了，她以为自己早就和这个地方断了关系。

可现在，她又回来了。

那些女孩渐渐散了，回去睡觉。小东留在最后，临走时看了李晓霞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“有话就说。”

小东犹豫了一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霞姐，花姐走之前，一直念叨一个地方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库房。”

李晓霞愣住了。

库房她知道。那是小楼后面的一间平房，门一直锁着，花姐从不让人进去。她在这儿住了三年，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

“她念叨啥？”

“就说……库房里的东西，该处理了。还说……让您回来处理。”小东看着她，“霞姐，花姐为啥让您处理？”

李晓霞没回答。

她也不知道。

第二天，花姐下葬。

村里没来几个人，就那几个老人，还有小楼里的女孩们。棺材抬到后山，埋在一片乱葬岗边上。李晓霞跪在坟前，烧了一堆纸钱，纸灰飞起来，落在她肩上，落在她头发上，她没动。

回来的路上，她问小东：“库房的钥匙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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