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如其来的“吏员科举”，又把老牌贵族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
先前的第四次科举改制，将文科科举的举办日期从三年更改为四年，又把录取的进士人数规定在百人这个数量，就已经引来了六十七名三品以上的大臣抗议。

他们联合在一起，跪在了乾清宫外面，请求君父收回成命。

直到朱祁钰抛出两选一：“或减科举额以精人才，或提前致仕以畅升迁。”

要么精简科举新录取人数，要么你们这群老臣提前退休，给年轻人腾出地方。

众臣权衡利弊一番后，他们大部分还是选择了保全自己。

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，他们是这样安慰自己的。

于是，在朱祁钰带着太子朱见济离开后没多久，这群大臣很快也跟着散伙了。

你们人心都不齐，怎么和皇权抗争呢？

都说法不责众，但你们连“众”都形不成，又奢求达成什么？

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正当老牌贵族们稍微缓缓之后，突然又来一次重击。

这一次，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！

谁都没有想到，皇帝居然会从这样新奇的角度，再一次扼杀“官僚继承”的可能性。

......

众所周知，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，也就是所谓的公派人员，大致可以分为“官”、“吏”、“役”。

“官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由朝廷正式任命、享有品级、代表皇权治理国家的士大夫阶层。

想要做官，又分为正途和辟径。

正途便是“科举”。

首先，通过院试成为秀才，即拥有了“功名”和免役等特权，算是进入士大夫阶层，但还未正式为官。

然后，通过乡试成为举人的你，已具备做官资格，可授知县、教谕等中低级官职。

读书人的终极梦想，就是通过会试、殿试成为进士，是精英中的精英，通常能进入翰林院或直接授官，前程远大。

获得资格后，还需经过吏部（文官）或兵部（武官）的考核、选拔，称为“铨选”。

最关键的一步是得到皇帝的敕封或诰封。

任命文书（告身、敕牒）是官员身份的法定证明。

“朝廷命官”，核心在于“命”字。

所谓辟径呢，有高官子弟受庇的“恩荫”，官员之间的“荐举”，还有花钱买官的“捐纳”。

不过，通过这些途径当上的官，其地位和声望通常不如科举正途。

......

再看看“吏”，通常是指负责文书、刑名、钱粮等专业性工作的那群人，比如说书吏、典吏。

吏的职位很低，基本没有品阶。

但是，可不要小看“吏”的地位。

由于他们负责某一领域，如刑名、钱谷等，熟谙律例、账册和公文流程，实际权力常凌驾于新任官员之上。

有言道：“官弱吏强，吏在左而官在右”。

别看“吏”的官职地位低，却常能左右政务。

那么问题来了——

什么人在做“吏”？

首当其冲的，便是一大群科举失意者。

大量秀才（生员）或童生在无法中举后，为谋生选择为吏。这类人是吏员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家境尚可、读过书但未能进学（未成秀才）的庶民，低级官员子弟通过荫庇或关系进入吏途，以及部分能力突出的衙役（如书办）可能晋升为吏。

比如说周正，他便是从“役”晋升为“吏”。

“吏”的选拔方式。

在大明王朝，通常需要通过官府组织的“吏典考试”，考察文案书写、律法知识、算术等专业技能。通过者可取得“吏役资格”。

又或者是，由地方官员或现任吏员推荐“身家清白、通晓文理”者充任，推荐人需承担连带责任。

在明初，即洪武年间，百废待兴，曾选拔通晓文书的农民到官府办事，期满无过可授官，但后期流于形式。

“吏”可以晋升吗？

答案是可以的。

在明朝，吏员服役九年（三考）无过，可赴京参加“吏部考功司”考核，通过者可授未入流或从九品的官职（如巡检、驿丞）。但名额极少，竞争激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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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到地位最低的“役”。

“役”，可以定义为，朝廷通过强制力（佥派）或生存压力（招募）从平民中征用的底层劳动力。

其来源核心就一个字：“佥”（强制征发）。

在此之前，明朝将民户按资产分为“三等九则”，按户等轮派差役。原则是“以籍定役，按户轮充”。

还有一些特殊役籍，比如匠户、军户、灶户（制盐）等，这些拥有专业属性的工作，通常有专门的役籍，世代承袭，不得脱籍。一入役籍，代代为役。

到了明朝中后期，朝廷会公开招募，应募者多为失地流民、无业游民、市井底层。

“役”的社会地位极低，且在洪武十七年颁布的《科举程式》中，有明文规定。

“其倡优、隶卒之家，与居父母丧者，并不许应试。”

这里的“隶卒”，即指衙门里的差役、皂隶、禁卒等所有服役人员。

一旦你成为了“役”，不仅你本人自动放弃了科举资格，你的子子孙孙，也将不得参加科举。

要“洗白”身份，通常需要三代之后，且家族中无人再从事贱役，方可被普通平民社会接纳，重新获得科考权利。

平民耻于与“役”为伍，称其为“衙蠹”、“公人”，见面虽称“差爷”，内心极度鄙夷。

“役”几乎没有正式俸禄，他们靠着非法运作来获得收入。

从“役”升为“吏”已属罕见，升为“官”更是天方夜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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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，都是朱祁钰改革之前的社会现状，也是真实的历史。

朱祁钰在现代，他认真分析过明朝灭亡的种种原因。

评论区喷得最多的，便是那群自私自利的文官集团。

反观武勋集团，喷的人挺少的，都在说着“明军满粮不可敌”这种漂亮话。

但“军饷”怎么不够的，你先别管。

而最不起眼的“吏”和“役”，却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。

要知道，这两类人员，才是最接近百姓的。

因为官员任期短、不熟悉实务，吏员则终身本地任职。

“吏”的社会地位高不到哪去，他们依旧被士大夫轻视，而且俸禄极低，主要收入来源于“规费”（比如呈状费、抄写费），以及各种不能在台面上说当地灰色收入。

当一个人，手里的权力很大，但他们却从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收入，你觉得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？

妈的，这不立即化身为祖国人？都对不起自己身上的这身袍子。

他们为非作歹，祸害百姓，反正官员任职期短，很快就会升上去，如果来了个新的官，要么同流合污，要么吏吏相护。

低薪与权力结合，导致“衙蠹”丛生，成为明朝吏治痼疾。

再说到“役”。

这类人员已经不能谈尊严了，骨子里就是低贱，“役籍”这种不平等制度，让他们生生世世，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。

低贱的身份、微薄的收入与实际的权力相结合，很容易酿造成最低级的暴力执法，必然导致普遍的敲诈与**。

他们是官僚系统压榨百姓的最直接触手，极大激化了社会矛盾。

明朝中后期，“白役”（编外人员）数量远超“正役”，形成庞大的寄生阶层。

这些不在册的“临时工”横行乡里，成为社会毒瘤，最终消耗了王朝的统治根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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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祁钰从现代重返古代，重活一次的他，必定要让“大明再次伟大”！

他必须要清除一切有可能会导致大明王朝这艘巨舰坠落的风险。

所以，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，必须推倒重来。

那朱祁钰是怎么做的呢？

首先，在登基之前，通过血腥暴力的夺门之变，将一大群朱祁镇的忠实老臣，以及王振阉人的党羽，全部光明正大的杀光。

紧接着，北京守卫战又干掉了一批人，比如说他们多是旧武勋集团，比如说石亨等人。

然后，举鼎释兵权，朱祁钰将在外征伐麓川的军队，紧急召回王骥等将领，通过展现强大武力，让一众将军心悦臣服。

为了根治贪污**的情况，采取了宽进严出的管理政策。

一方面，大幅度增加官员的俸禄，增长率最高达到了千倍以上。

另一方面，使用最严厉的《新吏法》，一旦发现犯错，绝不姑息，让违法乱纪的成本飙升到最高。

最后，通过不断调整的科举规则，科举试题改了又改，尽可能的选拔到朱祁钰想要的人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