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底裂隙的“信息辐射”与海面“微光”现象，如同古代遗迹低沉而持续的梦呓与呼吸，不仅搅动着东南海域的安宁，其难以言喻的影响，也开始如同隐秘的涟漪，悄然扩散到更远的陆地与人群之中。

“海疆异象研察署”设在福州的秘密医所，逐渐变成了一个汇集各种离奇案例的“异常中心”。除了最初的“失魂”渔民，开始有其他沿海居民被送进来：有夜间在海边拾贝时突然昏厥、醒来后声称听到“海里有歌声”的老妇；有负责修补渔网时无端烦躁、用剪刀划伤自己、口中念念有词（音节与渔民梦呓相似）的年轻织工；甚至有一位负责记录“微光”现象的岸基观测员，在连续值守数夜后，出现幻视，坚称看到海面上的光晕中“有影子在动”。

这些案例症状不一，轻重有别，但共同点都是接触过海域（或相关物品、信息）后，出现了精神或行为上的异常。老道士和天竺僧侣尝试用各自的法门进行“安神”或“驱邪”，效果时好时坏。葡萄牙教士则提议尝试一种基于“隔离与静养”的西式疗法，并开始详细记录每位患者的发病前后经历、梦境细节及生理指标。

苏瑾调集了“青鸾”网络中的部分医药资源，并请来了几位对“瘴疠”、“蛊毒”及海外奇症有研究的南方名医，共同会诊。经过反复研讨和比对，他们逐渐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：这些异常很可能源于某种“外邪侵扰心神”，但这种“外邪”并非传统认知中的疫气或毒物，而更可能是一种无形的、能直接影响人脑或精神的“场”或“信息”。这种影响因人而异，与个体体质、精神状态、接触时间与强度密切相关。

“就像……某种我们听不到、但身体和潜意识却能‘感觉’到的声音或振动，”一位老医官捻着胡须，迟疑道，“长期暴露其中，心窍蒙蔽，神魂不安。古籍中记载的‘山精海怪惑人’，或许并非全然虚妄，而是古人对类似现象的模糊认知。”

这个解释虽然仍带有玄学色彩，但至少为理解这些“海疾”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。研察署据此制定了更细致的防护指南：要求所有可能长时间接近敏感海域或在夜间工作的水师官兵、观测人员、渔民，必须定期轮换休息，避免过度疲劳；执行任务时尽量结伴，互相留意精神状态；一旦出现头晕、心悸、幻听幻视或异常情绪波动，立即撤离报告。同时，开始研究一些可能具有“宁神”、“辟邪”功效的香料、草药或佩戴物，分发给一线人员试用。

然而，“涟漪”的扩散并未止步于个体病患。一些更加隐蔽、更加社会性的影响开始显露端倪。

首先是沿海部分村镇，开始出现一些关于“海神震怒”、“龙王收人”的流言蜚语。这些流言将之前的灾难、持续的“微光”以及居民的怪病联系在一起，渲染出一种末日的恐慌氛围。尽管官府及时辟谣弹压，但底层民众的恐惧与猜疑如同野草，难以根除。少数偏僻渔村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“祭海”或“避邪”仪式，影响生产生活。

其次，在福州、泉州等通商口岸，关于“海底有宝”、“异光现奇珍”的传说也在商贾、水手乃至部分低级官吏中悄悄流传。尽管版本各异，真假难辨，但无疑勾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与贪欲。有胆大的私商开始暗中打听通往异常海域的“捷径”，或尝试收购据说来自那片海域的“奇异海产”（主要是那些发光怪鱼，已被研察署明令禁止捕捞和交易）。市舶司和沿海卫所不得不加强巡查，打击走私和非法勘探活动。

更令冯远山和温觉警觉的是，他们通过内部渠道获悉，朝中少数与沿海商贸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官员，也开始私下议论东南海域的“异常”，话语中隐约透露出“若真有异宝，朝廷岂可独占”、“或可有限开放，以商贾之力探明究竟”的论调。虽然尚未形成正式奏议，但这股暗流无疑给朝廷的封锁与研究政策带来了潜在的政治压力。

“财帛动人心，更何况是可能涉及上古秘宝、超常力量的诱惑。”温觉在给皇帝的密奏中写道，“‘知律会’虽暂退，然其种下之疑窦与贪念，已如毒蔓滋生。内有不靖之民，外有觊觎之夷，朝中亦有暗流。若处置不当，恐东南海疆未安于外患，先乱于内忧。”

皇帝朱批：“着冯远山、温觉，内紧外松，一面严查妖言、整饬海防、稳固人心；一面加速研究，务求早日有所得，以实绩破虚妄，以明理镇愚疑。朝中议论，朕自有分寸。”

海上，郑参将面临的局面也越发复杂。除了要执行日益繁重的巡逻、监视（针对“微光”和可能的潜入者）和生态调查任务，还要分心应对那些受流言蛊惑、试图偷偷潜入禁区捞取“宝物”或“奇鱼”的民间船只（主要是沿海亡命徒或受雇于好奇商贾的渔民）。这些船只往往小而灵活，熟悉水道，防不胜防。明军不得不增派更多快艇，加强拦截和驱离，有时甚至会发生小规模冲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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