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春城郊，承古斋窑场。

空气里弥漫着高岭土生涩的粉尘味、松柴燃烧的烟火气，以及窑炉深处散发出的、如同大地血脉搏动般的灼热。巨大的龙窑依坡而建，如同蛰伏的巨兽，窑口吞吐着滚滚热浪，将初春的寒意彻底驱散。窑工们古铜色的脊背上滚动着油亮的汗珠，沉默地搬运着泥坯、添着柴火，动作带着与泥土打交道的、千年不变的沉重韵律。

窑主郭守拙，一个干瘦矮小的老头，穿着沾满窑灰的粗布褂子，背脊微驼，却有着一双与年龄不符的、精光内敛的眼睛。他此刻正佝偻着腰，几乎将脸贴在窑口旁一个刚开启的、尚有余温的窑位上。昏黄的马灯光线下，他布满老茧、沾着灰黑窑汗的手指，正极其小心地、如同抚摸初生婴儿般，摩挲着一件刚出窑的白釉瓷瓶。

瓶身线条流畅，是典型的清酒瓶样式。通体施以近乎无色的透明釉，釉面光洁如镜，在灯光下流淌着温润内敛的玉质光泽，不见丝毫气泡、针孔或杂质，纯净得如同初冬凝结的第一片冰。胎骨致密坚实，敲击发出清越悠长的金石之声。

“成了…”郭守拙干瘪的嘴唇无声地翕动，眼中爆发出一种近乎狂热的专注光芒。他捧起瓷瓶，凑到眼前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瓶身内壁。窑火的微光透过薄胎，隐约勾勒出内壁的轮廓，但釉面光滑平整，肉眼绝看不出任何异常。

他放下瓷瓶，动作轻得如同放下羽毛。转身走到窑场角落一个更昏暗、更杂乱的工作间。这里堆满了各种釉料、泥料、工具和烧坏的瓷片。他从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最底层，摸出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物件——一支特制的、镶着比头发丝还细的金刚石针尖的刻笔，以及一个带有精密微调旋钮和放大镜的微型固定架。

七天前，那份来自伪满国务院文化事务联络室、署名“武韶”的订单和要求，如同一个沉重的枷锁套在了他的身上。订单上对胎釉近乎苛刻的要求，对“次品”的特意指定，以及“亲力亲为，不得假手他人”的严厉警告，都透着不同寻常的气息。郭守拙活了六十多年，在窑火和泥坯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，深知有些东西不该问，不该看，更不该记住。他能嗅到订单背后那浓重的、令人窒息的血腥味。但他接了。为了承古斋的招牌，也为了那笔足以让窑场再撑两年的丰厚定金——以及某种深埋心底、不敢言说的东西。

这七天，他如同着了魔。选土、淘洗、陈腐、揉泥、拉坯、利坯、干燥…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，比侍奉祖宗还要虔诚。尤其是那三十七只素坯（三十六件完美品，一件指定“次品”）成形后，他把自己反锁在这个昏暗杂乱的工作间里，在油灯和放大镜下，开始了那项足以耗尽他毕生精力和勇气的“微雕”。

他要做的，是将一份用极微小、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写就的名录（订单中夹带的密令），以近乎不可能的方式，刻入其中一只瓷瓶的内壁。

这绝非易事。素坯干燥后虽有一定硬度，但依旧脆弱。在弧形的内壁下刀，角度刁钻，着力困难。刻痕必须极浅——深了，烧制时坯体易开裂；浅了，釉水会完全填平覆盖，无法形成读取所需的微结构。刻痕线条必须清晰连贯，但又不能留下任何肉眼可见的起伏或反光差异。这需要超越极限的手稳、眼力，以及对烧成后釉面覆盖效果的精准预判。

昏暗的油灯下，郭守拙佝偻的身影如同凝固的石像。他的右眼紧贴在固定架的放大镜后，布满血丝，一眨不眨。戴着老花镜的左眼则死死盯着放大镜视野中那只有针尖大小的区域。他枯瘦的右手握着那支特制刻笔，拇指和食指的指腹因持续用力而发白、颤抖，却又被强大的意志力强行控制着稳定。每一次下刀，都如同在悬崖边缘行走，屏住呼吸，全身的神经都绷紧在指尖那微乎其微的触感上。

刻针的尖端，在素坯温润的内壁上，以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移动、按压、划过。没有声音，只有刻针与细腻瓷泥摩擦时传递到指尖的、极其细微的滞涩感。汗水沿着他布满皱纹的额角滚落，滴进浑浊的老花镜片，又被他粗暴地用袖口擦去。时间失去了意义，只有油灯的火苗在不安地跳动，映着他专注到近乎狰狞的脸。

一个名字…又一个名字…一个联络点…又一个安全屋…三十七个代号，连同他们的生死、他们的使命、他们无声的忠诚，化作一道道比发丝更细、比命运更沉重的刻痕，被强行压缩、封存进这方寸之间的瓷壁深处。每一道刻痕，都像是在他的灵魂上犁过一道深沟。

当最后一个符号刻完，郭守拙如同虚脱般猛地向后一仰，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胸腔剧烈起伏。他摘下老花镜和放大镜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右眼刺痛得几乎睁不开。他摸索着拿起那只承载着“骨灰名录”的素坯，对着油灯微弱的光，凑近内壁。肉眼看去，依旧光滑平整，没有任何异常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看似无瑕的瓷壁之下，已埋藏了足以焚城的火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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