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的广州，盛夏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城。与徽州温吞湿热的初夏不同，岭南的夏天是暴烈而直接的，仿佛一头被骤然释放的炽热巨兽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对整个城市的占领。天空是那种被烈日反复灼烧后呈现出的、晃眼的白蓝色，大团大团饱含水汽的积雨云在低空堆积，沉甸甸地悬着，随时可能化作一场倾盆暴雨。阳光毒辣，毫无遮挡地倾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间，炙烤着柏油路面，蒸腾起肉眼可见的、扭曲晃动的热浪。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胶体，混合着潮湿的水汽、行道树上馥郁到有些甜腻的玉兰花香、街头食肆飘出的复杂食物气息，以及无处不在的、属于热带城市的蓬勃生命力。即便是在清晨或深夜，那股闷热也如影随形，只有突如其来的雷雨能带来短暂的、带着泥土腥气的清凉，但雨停后，湿热更甚，像一块刚从沸水中捞出的厚毛巾，紧紧裹住每一寸皮肤。蝉鸣嘶哑而绵长，榕树的气根在热风中微微摆动，木棉花早已凋谢，而凤凰木正开得如火如荼，绚烂的橙红色在绿得发黑的叶丛中燃烧，成为这座滚烫城市最鲜明的注脚。

对林夜而言，踏上广州土地的第一个夏天，是一场全方位的、感官与心灵的双重淬炼。从徽州那座节奏相对舒缓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，骤然投身于这座中国南方最繁忙、最开放、也最“生猛”的超大城市，落差之大，远超他最初的想象。湿热是第一个下马威，走出开着强劲冷气的高铁车厢，热浪混杂着复杂的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，瞬间让他汗出如浆，衬衫黏在后背上。语言的壁垒是第二个——满街鲜活**的粤语、潮汕话、客家话，夹杂着天南地北的普通话口音，构成了一种嘈杂而富有生命力的交响，他需要努力竖起耳朵，才能捕捉到采访对象话语中的有效信息。

新工作的挑战更是实实在在。这家以深度调查和特稿见长的杂志社，位于天河区一栋并不起眼的旧写字楼里，内部却充满了一种老派而专业的紧张气息。同事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媒体人，思维敏锐，作风干练，对新闻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。主编李老师，即当初邀请他的那位教授，是个目光如炬、要求严苛的中年人，对稿子的质量把关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。林夜作为新人，被安排跟随一位以挖掘边缘群体故事闻名的老记者做助理，同时也要独立承担一些相对较小的选题。

最初的适应期是艰难的。他需要快速熟悉广州复杂的社会肌理——城中村的逼仄与活力，老城区骑楼下的百年老店与新城区玻璃幕墙的冷酷折射，外来务工者的梦想与挣扎，本土文化的坚守与流变。他跟着师父穿梭在闷热潮湿的城中村巷弄，采访那些从事着最底层工作的异乡人；他在暴雨突至的傍晚，蹲守在天桥下，记录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状态；他试图理解粤商文化中的务实与精明，也努力捕捉这座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微妙脉动。工作强度极大，常常白天跑采访，晚上整理录音、查阅资料、撰写初稿到深夜。出租屋是临时租下的，在老城区一栋颇有年头的居民楼里，没有电梯，房间狭小，但好在有个小阳台，能看见楼下老榕树如盖的浓荫和远处隐约的珠江。空调老旧，制冷效果不佳，他常常汗流浃背地对着电脑屏幕，与那些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纷乱的采访素材搏斗。

孤独感，在这座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繁华都市里，以另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啃噬着他。没有熟悉的朋友，没有固定的社交圈，工作的压力和高强度的陌生环境，让他时常在深夜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与疏离。唯一不变的慰藉，是与洛薇薇之间那根跨越重洋、穿越十二小时时差（现在因为东西半球和夏时制，时差变得有些混乱）的连线。然而，这慰藉本身，也因为两人都进入了全新的、更富挑战性的阶段，而呈现出新的样貌。

洛薇薇的博士资格考核，在波士顿的初夏进入了最后、也最白热化的冲刺阶段。这是对她过去几年研究成果、知识体系、科研潜力的一次总检阅，形式包括提交一份详尽的资格论文、进行一场公开的学术报告，并接受由五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数小时的轮番诘问。压力之大，让她几乎进入了某种“战时状态”。她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学术的世界里，实验室、图书馆、公寓，三点一线，睡眠压缩到极致，咖啡因摄入量惊人。与林夜的联络，不可避免地降到了最低限度，成为一种极其简略的、类似“战地快报”式的信息交换。

（洛薇薇，凌晨03：45，实验室，声音沙哑疲惫）：“刚改完资格论文第三章，逻辑还是有点绕。明天约了导师最后过一遍。你那边应该是下午吧？广州热吗？”

（林夜，15：45，采访间隙，躲在便利店的冷气里，满头大汗）：“热疯了，像蒸笼。刚采访完一个制衣厂的女工，车间没空调，她手上全是茧子。你论文别熬太狠，注意休息，哪怕趴十分钟也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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