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和景明，京城西市的早市已热闹非凡。菜贩的吆喝声、布庄的叫卖声、铁匠铺的打铁声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一幅生机勃勃的市井画卷。李三娘牵着已经健健康康的小儿子，在集市上慢悠悠地逛着，手里的布口袋渐渐鼓了起来 —— 两斤小米、一斤面粉、三尺惠民布，还有一把新打的镰刀，总共花了不到八百文钱。

“放在以前，就这三尺布就得五百文，现在真是太实惠了！” 李三娘掂了掂手里的钱袋，里面还剩不少碎银子。自从集货总署的便民集货点开到家门口，她的日子越过越宽裕。以前一家五口的月均生活费要三两银子，如今采购成本降了三成，每月能省下近一两银子，这些结余她要么存起来，要么给孩子们买些糖果、书本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

不远处的杂货铺里，老板王二正忙着给顾客称盐。他的铺子里，粮、油、盐、布、农具等物资一应俱全，都是从附近的集货点进货，价格比往年低了不少。“王老板，这盐还是三钱一斤？” 一位老主顾笑着问道。

“是啊张婶，集货总署统一定的价，童叟无欺！” 王二一边称盐一边回道，“以前盐价忽高忽低，最高的时候涨到过八钱一斤，我这小铺子也难维持。现在好了，进价稳定，卖价也实惠，顾客越来越多，我这铺子的月销量比去年翻了一倍还多！”

这样的场景，在大燕王朝的每一个城镇、乡村都在上演。集货总署成立两年后，“赈灾拼购” 的成功模式彻底转化为常态化的民生保障体系，拼购网络如同毛细血管般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带来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变革。据集货总署的年度核算报告显示，全国百姓的日常采购成本平均下降三成，粮、油、盐、布、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长期稳定在合理区间，再也没有出现过灾年涨价、丰年滞销的乱象。

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这三成的成本下降，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显着提升。京郊的农户赵老实，家里有五亩地，以前每年收成后，除去口粮和赋税，剩余的粮食卖得的银子仅够购买种子、农具和全家的衣物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如今粮食收购价有了保障，采购农具、布匹的成本又降了三成，他每年能多存下二两银子。“以前想给老伴买支银簪子都舍不得，现在好了，不仅买了簪子，还能给儿子攒娶媳妇的彩礼钱！” 赵老实拿着新打造的锄头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
城市里的手工业者也受益匪浅。苏州织户李掌柜的布庄，如今每月能卖出一万匹惠民布，比集货总署成立前翻了一点五倍。他算了一笔账：原料成本降了三成，运输成本降了四成，虽然售价降了两成，但销量提升了五成，净利润反而比以前翻了近一倍。“以前织出的布要么积压，要么被中间商压价，现在有集货总署帮着找销路，我只管用心织布就行！” 李掌柜正在扩大作坊，招募更多织工，准备趁着这股势头大干一场。

受益的不仅是大商户，中小商户更是拼购网络的直接受益者。京城城南的小药铺老板陈大夫，以前进货要跑遍半个京城，药材价格高且质量参差不齐。加入集货系统后，他能直接从总署的仓储中心进货，药材价格比以前低了三成，质量还有保障。“以前每月营业额不过五十两，现在能卖到七十五两，销量提升了五成！” 陈大夫的药铺里，货架上摆满了来自川蜀、两广的药材，顾客络绎不绝。

拼购网络之所以能让商户销量大幅提升，核心在于它打破了地域壁垒和中间环节的盘剥。集货总署通过八大仓储中心和两千多个便民集货点，构建了 “产地直达销地” 的销售渠道，商户无需再依赖中间商，就能将商品销往全国。同时，总署统一协调运输，批量运输的成本比商户单独运输低四成，这部分成本优势既让利于民，也增加了商户的利润空间。

江南粮商徐望山的经历颇具代表性。他的粮行以前主要在江南地区经营，年销量不过百万石。加入集货系统后，借助总署的铁路、漕运网络，他的粮食销往了京畿、川蜀、边疆等十二个省份，年销量飙升至一百五十万石，增幅正好五成。“以前运输是大难题，运到北方的粮食，路上损耗就有一成，还要给沿途关卡交各种杂费。现在有总署统一调度，损耗降到了三成以下，杂费也免了，虽然售价降了，但销量和利润都上去了！” 徐望山如今已是集货系统内的核心粮商，名下的粮行开遍了全国各大城市。

商户盈利增加，朝廷的商税自然水涨船高。集货总署成立的第二年，全国商税收入达到一千八百万两白银，较往年增收两成，新增税收高达三百万两。这笔巨额税收，成为了大燕王朝发展的 “活水之源”，其中一部分用于集货网络的扩建和维护，另一部分则被皇帝专款专用，划拨给兵部，为酝酿已久的 “火炮研发与陆军升级” 计划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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