塞入通风口缝隙的硅胶圈,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微小石子,没有激起任何肉眼可见的涟漪。接下来的一天一夜,陈远无数次竖起耳朵,试图从通风系统那持续而单调的嗡嗡声中,分辨出一丝不寻常的、有规律的变化。但什么都没有。那硅胶圈可能早已被气流吹落,不知掉进了管道深处的哪个角落,又或者,它确实在振动,但那微弱的声响完全被系统本身的噪音所吞噬,更不可能穿透层层阻隔,传递到外界某个可能的接收者耳中。
挫败感,像细密的冰雨,无声地淋在心头。尽管早有预料,但当这种近乎幼稚的尝试被现实无声碾碎时,陈远还是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失望和自我嘲弄。他坐在床边,看着窗外又一个毫无新意的、被玻璃过滤得有些失真的晴朗白天,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无力。在这套精密、冰冷、无懈可击的“保护”体系面前,他个人的任何小动作,都显得如此渺小和可笑。
然而,另一种情绪,却也在这挫败感中悄然滋生——是一种更加清醒、也更加冰冷的认知。既然常规的、隐蔽的试探毫无作用,那么,他或许需要换一种方式,一种更直接、但也更需要勇气和智慧的,与这个体系本身进行有限“互动”的方式。
就在他沉思之际,张主任再次到访。这次,他没有带病历夹,而是端着一杯温水,自然地坐在陈远对面的椅子上,仿佛只是来串门聊天的老友。
“陈师傅,今天感觉怎么样?伤口还疼得厉害吗?”张主任的语气比上次更加随意和亲切。
“好多了,谢谢张主任关心。”陈远保持着一贯的谨慎和礼貌。
“那就好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养好了,什么都有可能。”张主任啜了一口水,目光温和地落在陈远脸上,“上次跟你聊了聊,感觉你虽然经历了很多,但心态调整得还不错。能跟我分享一下,你是用什么方法,来应对这种……长期的、不确定的压力的吗?”
这个问题看似开放,实则暗藏玄机。它在探寻陈远的心理防御机制、价值观核心,甚至可能是评估他在极端压力下的潜在行为模式。
陈远沉吟了几秒。他不能表现得太消极,那可能被视为“不稳定”;也不能显得太乐观或坚韧,那可能引起怀疑,认为他在刻意伪装或有所隐瞒。
“也没什么特别的方法。”他缓缓开口,目光低垂,像是在组织语言,“就是……尽量不去想太远的事。疼了,就想着怎么让伤口好受点;闷了,就看看窗外,想想以前在工地上,虽然累,但太阳晒着,汗流着,心里也踏实的时候。再就是……想想孩子。想着他们以后总得有个爸,我不能就这么垮了。” 他的声音不高,带着一种底层劳动者特有的、朴素的坚韧和对家庭责任的执着。这番话半真半假,既符合他身份,也透露了支撑他的核心动力,同时又巧妙地避开了对当前处境的直接评价。
张主任认真听着,点了点头:“家庭责任,确实是非常强大的支撑力量。你在这样的情况下,还能以家人为念,很难得。”他顿了顿,话锋一转,“不过,陈师傅,你有没有想过,除了被动地承受和等待,也许……你可以更主动地去理解,甚至去影响你现在的处境?”
更主动地理解?影响?陈远心中警铃微作。张主任这是在暗示什么?鼓励他与“保护者”沟通?还是试探他是否有“非分之想”?
“张主任,您说笑了。”陈远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茫然和一丝苦笑,“我现在这个样子,能活着,有人管着治伤,已经很知足了。别的……不敢想,也想不明白。郑领导他们让我做什么,我就配合什么,这就是我能做的了。”
他再次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顺从的、缺乏自主能力的“配合者”。这在当前环境下,是最安全的姿态。
张主任看了他一会儿,镜片后的眼神难以捉摸。他没有继续追问,反而换了个话题:“对了,你以前在工地上,喜欢跟工友聊些什么?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?”
话题转向了看似无害的过去。陈远心中稍松,但也更加警惕。这种看似随意的闲聊,往往是为了降低戒备,获取更深层的人格信息。他打起精神,开始描述一些工地上常见的闲聊内容——抱怨天气、工钱,吹嘘家乡,谈论孩子教育,偶尔说说听来的奇闻异事。至于爱好,他提到了偶尔钓鱼和下象棋(这是真的),但强调都是非常业余的消遣,为了放松,谈不上精通。
张主任听得饶有兴致,不时插话问一些细节,比如钓鱼喜欢去什么地方,下象棋跟谁下,水平如何等等。陈远都谨慎地回答,既不夸大,也不刻意贬低,维持着一个普通工人的形象。
整个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,气氛轻松融洽,就像一次真正的心理疏导。但陈远知道,张主任的每一个问题,每一次倾听的姿态,都可能是在绘制更精细的心理画像。他必须确保这张画像上的自己,是一个足够稳定、可靠、动机单纯(为了家人)、易于预测和控制的合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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