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深圳，热浪裹挟着海风扑面而来。

二愣子从五十铃卡车上跳下来，脚踩在深圳特区刚修好的水泥路上，眼睛就不够用了。眼前的一切都跟东北老家不一样——路宽得能并排跑六辆车，路两边是崭新的厂房，一栋挨着一栋，墙刷得雪白，窗户玻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更远处，几栋十几层的高楼正在施工，塔吊的铁臂缓缓转动，把建筑材料吊到半空。

“这……这就是特区？”二愣子张着嘴，半天合不拢。

阿强从驾驶室另一边下来，笑着拍拍他的肩：“怎么样，开眼了吧？两年前这里还是个小渔村，现在你看看。”

确实，眼前的景象完全超出了二愣子的想象。在广州时他已经觉得够繁华了，可跟深圳一比，广州都显得“土气”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——新的路，新的楼，新的车，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“新”的味道，那是水泥、油漆和柴油混合的气味。

“走，先去我厂里。”阿强领路。

阿强的电子表厂在罗湖区，离刚建好的国贸大厦不远。厂区比二愣子上次来的时候又扩大了一圈，新盖了一栋四层的厂房，工人也增加到两百多人。流水线上，工人们埋头组装电子表，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车间里回荡着“咔嚓咔嚓”的轻响，那是塑料表壳合上的声音。

“现在月产量多少？”郭春海问。他是昨天到的深圳，这次亲自来看货。

“八万块。”阿强很自豪，“下个月新设备到位，能到十万。”

郭春海拿起一块成品表，仔细看了看。表盘上的数字清晰，走时精准，做工比上次的样品还要好。表壳后面刻着“深圳制造”四个字，字体端正。

“质量不错。”他评价，“这种表在北方，一块能卖到八十到一百。你批发给我多少钱？”

“三十。”阿强说，“量大还能再便宜点。”

郭春海在心里算账。三十的成本，卖八十，毛利五十。除去运输、人工、损耗，净利至少三十。如果一个月销一万块，就是三十万的利润。

这还不算其他电器。

“除了电子表，你还能提供什么？”郭春海问。

阿强眼睛一亮，知道大生意来了：“郭队长想要什么？录音机、电视机、电风扇，我都有渠道。香港过来的走私货，价格便宜一半。”

听到“走私货”三个字，郭春海皱了皱眉：“走私的不要。我要正规渠道，完税的正品。”

阿强有些意外：“正品价格高，利润就薄了。”

“薄就薄点。”郭春海很坚决，“合作社做的是正经生意，不能沾走私。这是底线。”

阿强沉吟片刻，点点头：“我明白。正品也有，就是得从正规贸易公司走，手续麻烦些，价格也高。”

“价格高不怕，只要货好。”郭春海说，“这样，你先给我配一批货：电子表五千块，双卡录音机两百台，十四寸黑白电视机一百台，电风扇三百台。都要正品，有正规发票。”

阿强飞快地算了一下：“这批货大概要三十万。郭队长，您带够钱了吗？”

“钱不是问题。”郭春海说，“但我有个条件——货送到哈尔滨，验货付款。”

这是行规，阿强没意见：“可以。不过运输……”

“运输我们负责。”郭春海说，“这次来就是开车来的，直接拉回去。”

阿强松了口气。他最头疼的就是运输，北方的路不好走，车匪路霸多，货经常在半路被劫。合作社有车队，还有武装押运，安全有保障。

谈完生意，阿强说：“郭队长，来深圳一趟不容易，我带你到处转转，开开眼界。”

一行人出了厂区，阿强开着他的面包车当向导。车子在深南大道上行驶，路两边的景象让这些东北汉子看得目瞪口呆。

到处都是工地。打桩机的“咚咚”声此起彼伏，搅拌车轰隆隆地驶过，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上忙碌。有些楼已经建好了，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。

“那是国贸大厦，五十三层，全国最高。”阿强指着远处一栋高楼，“听说三天盖一层楼，创造了‘深圳速度’。”

“三天一层？”二愣子咋舌，“在咱们那儿，盖个平房都得一个月。”

“特区不一样。”阿强说，“这里讲究效率，时间就是金钱。”

车子开到蛇口工业区，景象又不一样。这里厂房更密集，机器声轰鸣。阿强介绍说，蛇口是特区中的特区，政策最优惠，吸引了大量外资。港资、台资、日资、美资，什么都有。

“看那边，”阿强指着一片厂区，“那是日本的三洋电机，生产录音机磁头的。旁边是香港的溢达纺织，做出口服装的。”

郭春海看着那些厂房，心里触动很大。在东北，工厂还是老样子，机器老旧，管理僵化。可这里，一切都是新的，从设备到管理到观念，都透着活力。

“阿强，你说这些厂子为什么愿意来深圳投资？”他问。

“政策好呗。”阿强说，“特区有特殊政策：免税三年，土地便宜，人工也便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办事效率高，不拖沓。在香港办个厂，手续得跑半年。在这儿，一个月搞定。”

郭春海若有所思。政策、效率、观念，这些正是东北缺乏的。合作社要想做大，也得学习特区的经验。

中午，阿强带他们去了一家潮州菜馆。菜馆装修得很讲究，墙上挂着字画，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。服务员都穿着统一的制服，笑容可掬。

点完菜，阿强说：“郭队长，你们这次来，不光是为了进货吧？”

郭春海笑了：“瞒不过你。我确实有个想法——想在深圳设个点。”

“设点？”

“对。”郭春海说，“合作社现在南货北运，需要一个中转站。广州太远，深圳正好。而且深圳靠近香港，货源更广。我想在这里租个仓库，派两个人常驻，负责采购、接货、发货。”

阿强眼睛一亮：“这个想法好！我在深圳熟，可以帮忙。仓库好找，人工也便宜。就是……”

“就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这边治安不太好。”阿强压低声音，“深圳发展快，鱼龙混杂。本地人、外地人、香港人、还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淘金者，什么人都有。为了抢生意，打架斗殴是常事。你们要是设点，得有个能镇得住场子的人。”

这话提醒了郭春海。深圳不是东北，不是靠打猎的那套就能行的。这里情况复杂，得小心应对。

“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阿强想了想：“我认识几个潮州老乡，在这边做生意多年，有点势力。可以请他们照应照应，交点保护费，保个平安。”

“保护费？”郭春海皱眉，“合作社不搞这一套。”

“郭队长，入乡随俗。”阿强劝道，“在深圳，没点关系寸步难行。你不交保护费，就有人来找你麻烦。轻则砸店，重则伤人。犯不着。”

郭春海沉默了。他知道阿强说的是实情，但心里还是别扭。在东北，合作社是靠实力打出来的天下，谁不服就打服谁。可这里不同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

正说着，菜上来了。烧鹅、卤水拼盘、清蒸石斑、蚝烙，还有一道护国菜。色香味俱全，看得人食欲大动。

吃饭时，隔壁桌来了几个年轻人。穿着花衬衫，喇叭裤，头发留得老长，嘴里叼着烟。其中一个看到二愣子他们，用粤语说了句什么，几个人哄笑起来。

二愣子听不懂，但看表情知道不是好话。他放下筷子，瞪过去。

那人不但不怕，反而走过来，用蹩脚的普通话挑衅：“看什么看？北佬，第一次来深圳吧？”

二愣子站起来，他个头比那人高半头，往那一站就带着股彪悍劲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是北佬，土包子。”那人很嚣张，“怎么，不服？”

阿强赶紧站起来打圆场：“兄弟，误会误会。这是我朋友，从东北来的。给个面子，这顿我请。”

“你请？”那人打量阿强，“你谁啊？”

“我叫阿强，在罗湖开电子表厂的。”

听到阿强的名字，那人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嘴硬：“阿强哥的面子得给。但你这几个朋友得懂规矩，在深圳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”

这话说得难听。格帕欠忍不住了，一拍桌子站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！”

格帕欠是鄂伦春猎人，身材魁梧，脸上有道疤，眼神凶悍。他一站起来，那几个人都往后退了一步。

阿强赶紧按住格帕欠：“别冲动别冲动。”又对那人说，“兄弟，今天这事算了。改天我请你喝茶。”

那人看看格帕欠，又看看二愣子，知道碰上硬茬了，嘀咕了几句，回自己桌了。

一场冲突暂时化解，但气氛已经坏了。匆匆吃完饭，阿强结了账，带他们离开。

“刚才那几个是本地混混，专门欺负外地人。”阿强在车上说，“深圳这种人多，你们以后要小心。”

“怕他们个鸟！”二愣子不服，“在东北，这种货色我一只手摆平三个。”

“这里不是东北。”阿强苦笑，“在东北，你们有根基，有人脉。在这里，你们是外来户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真要打起来，他们能叫来几十号人，你们呢？”

这话说得实在。郭春海点点头：“阿强说得对。在深圳，咱们得守规矩。但不是交保护费那种规矩，是做生意、交朋友的规矩。”

下午，阿强带他们去看仓库。在福田区找了个地方，五百平米，月租金一千。位置不错，离公路近，装卸货方便。

“这个仓库行。”郭春海看了很满意，“阿强，你帮我租下来。再帮我找两个可靠的本地人，负责看仓库、联系运输。工资从优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阿强答应，“人我帮你找，都是老实本分的。”

租好仓库，接下来是采购。阿强带他们去了几个批发市场，看了各种电器、服装、小商品。郭春海边看边记，心里有了谱。

晚上，阿强安排他们住在罗湖的一家招待所。条件一般，但干净整洁。累了一天，大家都早早休息了。

但郭春海睡不着。他站在招待所的阳台上，看着深圳的夜景。远处，国贸大厦的灯光璀璨夺目；近处，街道上车流如织，霓虹闪烁。这座城市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，轰轰烈烈地奔向未来。

而他的合作社，就像这列火车上的一节车厢，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前进。

这是机会，也是挑战。

在东北，合作社已经打开了局面，野味店、歌舞厅、运输队，都走上了正轨。但东北市场有限，要想做大，必须走出去。

深圳就是突破口。从这里，可以辐射整个南方市场；从这里，可以连接香港，走向世界。

但这条路不好走。语言不通，人地两生，还有各种明枪暗箭。刚才饭店那一幕就是个提醒——在别人的地盘上，光有胆量不够，还得有智慧。

得找帮手，得建立关系网，得融入当地。

阿强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，精明能干，在深圳有根基。但光靠他不够，得认识更多的人，结交更多的朋友。

还有，得了解这里的规则。特区的规则跟东北不一样，更灵活，也更复杂。得学习，得适应。

正想着，二愣子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支烟。

“队长，睡不着？”

“嗯，想事儿。”郭春海点上烟，“二愣子，你觉得深圳怎么样？”

“好地方。”二愣子说，“就是人太杂，规矩太多。”

“是啊，规矩多。”郭春海吐出一口烟，“在东北，咱们的规矩很简单——谁拳头硬谁说话。可这里不行，这里的规矩是钱、是关系、是脑子。”

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

“学。”郭春海说，“不会就学。咱们能从猎人变成生意人，就能从东北人变成深圳人。当然，不是真变成深圳人，是学会在深圳生存、发展的本事。”

二愣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“二愣子，我想让你留在深圳。”郭春海突然说。

“我？”二愣子一愣，“留在这儿？”

“对。”郭春海说，“合作社要在深圳设点，得有个自己人盯着。你胆大心细，能打能拼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当然，不是让你一个人留，格帕欠也留下，你们俩互相照应。”

二愣子沉默了。留在深圳，意味着离开熟悉的东北，离开合作社的兄弟们，独自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打拼。这不容易。

但他知道，这是队长的信任，也是合作社的需要。

“行，我留下。”二愣子咬牙答应。

“好兄弟。”郭春海拍拍他的肩，“你放心，不会让你一个人。我会从合作社调几个精干的兄弟过来，组成深圳办事处。你们的主要任务有三个：一是采购货物，二是开拓市场，三是建立关系网。有什么困难，随时打电话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第二天，郭春海把决定跟大家说了。除了二愣子和格帕欠，还留下两个退伍兵，都是枪法好、脑子活的。四个人组成深圳办事处，二愣子负责。

“在深圳，你们代表的是合作社的形象。”郭春海交代，“做事要稳，做人要正。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遇到麻烦，先找阿强帮忙，解决不了再找我。”

“队长放心。”二愣子说，“我一定把事办好。”

接下来几天，郭春海带着他们在深圳到处跑，认识人，熟悉环境。阿强介绍了一些生意上的朋友，有做电器的，有做服装的，有做小商品的。郭春海跟他们谈合作，谈价格，谈运输。

他还特意去拜访了潮州商会。商会在深圳很有势力，会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，姓陈，在香港、深圳都有生意。郭春海带着礼物去拜访，态度恭敬。

陈会长很客气，听说他们是东北来的合作社，很有兴趣：“东北好啊，资源丰富。你们能把山货运到南方，能把南货运到北方，这是好事，促进南北交流。”

“还请陈会长多关照。”郭春海说。

“互相关照。”陈会长说，“潮州人在外做生意，讲究团结。你们在深圳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来找商会。能帮的，我们一定帮。”

有了陈会长这句话，郭春海心里踏实了些。虽然不能完全依靠别人，但至少有个照应。

一周后，第一批货采购齐了。电子表、录音机、电视机、电风扇，还有一批牛仔裤、花衬衫，装了满满四卡车。价值三十万，是合作社最大的一笔投资。

装车那天，郭春海仔细检查了每一件货。电子表走时准不准，录音机音质好不好，电视机图像清不清，他都亲自试过。确认没问题，才让装车。

“阿强，这批货我就交给你了。”郭春海说，“路上小心，到了哈尔滨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郭队长放心。”阿强说，“我跟车去，亲自押运。一定把货安全送到。”

车队出发了。四辆五十铃卡车，每辆车两个司机，两个押运员，都带着家伙。阿强坐头车，亲自领路。

郭春海站在仓库门口，目送车队远去。车轮滚滚，驶向北方，驶向那片黑土地。

这一次，不再是简单的山货买卖，而是真正的南北贸易。合作社的生意，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但他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深圳这个点设下了，接下来要在广州、上海、北京都设点，把合作社的生意网络铺向全国。

这需要时间，需要精力，更需要智慧。

但他有信心。

因为时代在变，中国在变。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掀起，谁抓住了机遇，谁就能乘风破浪。

合作社抓住了。

他也抓住了。

回到招待所，郭春海开始写报告。要把在深圳的见闻、想法、计划都写下来，回去跟合作社的兄弟们商量。

写着写着，他想起东北的老家。这时候，兴安岭该下第一场雪了吧？乌娜吉的肚子该很大了吧？合作社的猎人们该准备冬猎了吧？

他想家了。

但还不能回去。深圳的事刚起步，还得再待几天，把关系网再巩固巩固，把后续计划再完善完善。

等这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他才能安心回去。

到那时，合作社的春天，就真正到来了。

窗外，深圳的夜晚灯火辉煌。这座年轻的城市，正以惊人的速度生长、变化。

而郭春海，这个从兴安岭走出来的猎人，正在这座城市里，为自己的合作社，开辟一片新的天地。

路还很长。

但每一步，都走得踏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