若将东瀛侵吞齐鲁的责任全数归于这三人，确有失公允。以他们的品级与权限，远不足以左右和会议题。三人之中，若论最需承担直接责任的，当属章宗祥。只因他在交换文书时亲笔写下：“华夏北洋政府对东瀛国政府右列之提议，欣然接受。”

正是这寥寥数字，成了东瀛声称“北洋政府自愿同意”的凭据，也为其侵占行径披上了所谓的“合法性”。

当然，此时这三人无一清白，学生找上他们，并非冤枉。起初，学生们只是抗议，要求他们出面说明。然而护卫态度傲慢，当事人始终避而不见，学生的情绪便在僵持中逐渐失控。

直到一块石头砸进院内，这一举动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怒火。人群涌向宅门，推倒护卫，直冲而入。

谁知踏入院内，眼前景象却让“汉奸”之名彻底坐实：几人正与东瀛人密议。无需再多言，一切辩解都已苍白。

怒火裹挟着信念，学生们一把火点燃了宅院——这便是后来震动全国的“火烧赵家楼”事件。

此事影响甚大，如何处置全看北洋政府的态度。此时，胡先生正在沪上陪同花旗人士考察，意在为我国建设寻求外援。消息传来，他当即撰写评论，刊于报端。

文中除高度评价学生运动的爱国热情，亦指出其中不成熟之处。篇末更写下这样一段结语：“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，政治太**了，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；那末，干涉政治的责任，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。”

这无疑是对北洋政府犀利的谴责，也将段帅、老徐、冯帅等人的颜面置于不顾。但北洋向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：文人议论可畅所欲言，当局不得追究。

正是这篇评论，让老徐真切看到了民意的沸腾。他很快下定决心，作出批示：不得追究学生责任，曹、陆、章三人即行免职。

受到鼓舞的学生在随后数日持续宣传、施压，将“外争主权，内惩国贼”的口号传遍街头巷尾，要求政府必须拿出行动。

京城的风潮迅速向外扩散，沪市、金陵、津门、青岛、湘省、粤省等地相继响应，汇聚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浪潮，并在持续蔓延中深入社会各个角落。

除了三名“国贼”，另有一位名声显赫的人物，在此次风潮中陷入了舆论的漩涡——正是梅兰芳梅老板。

四月间，他应邀赴东瀛演出，原定场次十八场，场场爆满，东瀛方面甚至恳请加演。

然而国内运动骤起，消息传到梅老板耳中时，已是五月七日。行程已定，契约在先，他虽心生罢演之念，却被班主以“戏比天大、艺德在先”相劝，终是登台完成了演出。

此事随即成为不少报刊抨击的焦点。在一片指责声中，周佥事却发表评论，直指那些跟风批判之人。

“我看如今骂得最响、跳得最高的，多是些平日里只会捧戏子、抬妓女的娱乐记者。运动初起时不闻其声，如今见风头已定、学生无恙，便一个个跳出来扮作义士了。”

不久，湘省某报刊也刊出一则评论，言辞更为犀利：“有些人自己从不敢站在人前，只躲在人群里呐喊。平日沉默如石，见学生无事才敢放声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懦夫心性？从政者不可如此，求学者不可如此，那些总躲在百姓背后高喊口号之人，更要不得。”

与此同时，沪上报刊接连刊登汪兆铭的系列评论，文章引经据典、辞藻华美，被不少人奉为佳作。然而林公子读后，却特地投书一篇，语带机锋。

“口若悬河，不过东林遗风；脚踏实地方是前行正途。轻言大义者，临危易变节；真心实干者，往往先行而后言。追求名者，光说不做。诸位推崇文章华彩之时，亦当看清：是求名，还是有心？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此事对汪某人的冲击尤甚。因他声名在外，各大报纸旋即展开唇枪舌剑，论战不休。

老裕丰茶馆内，宋少轩对着二人深深躬身，语气恳切：“二位，这般时候，敢做这等事的，放眼当下也唯有你们了。宋某打心底里佩服，这两个兄弟，我认下了，值！请受我一拜。”

“学生是国家的未来，护着他们，本就值得。纵使丢了这身官衣，又有何妨？”常灏南垂眸低声，“我前半生昏昏度日，本就不求扬名，只求后半生活得坦荡，将来入土，也有脸面去见家人。”

“别拜我，这事跟旁的无关，我就是单纯看不惯罢了。”林公子抬手一拦，眉宇间满是鄙夷，“你瞧瞧街面上那副光景，烧几件日货，在报纸上登几行字，一个个就装模作样，好似多爱国一般。江山已有恙，男儿当自强，偏生这些人，既不知埋头学些真本事，也不肯踏实做些实事，反倒娘们唧唧地折腾这些虚头巴脑的破事！”

宋少轩闻言重新坐下，神色沉肃：“二位兄弟，听你们这一番话，我更放心了。咱们志同道合，正是能共谋大事的人。眼下有一桩事已不能再等，需请二位尽快着手安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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