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卡在县医院门口停下时，已经是凌晨一点四十。

吴普同推开车门，脚踩在雪地里，一个踉跄差点摔倒。他顾不上站稳，踉踉跄跄地往急诊大厅跑。脚底打滑，他就用手撑着墙；雪灌进鞋里，他感觉不到凉；羽绒服的下摆沾满了泥水和雪沫子，他顾不上拍。

老耿在后面喊：“慢点！别摔着！”

他没回头。

急诊大厅里灯火通明，却空荡荡的。暖气扑面而来，带着消毒水的气味，熏得他眼眶发酸。他冲到导诊台前，喘着粗气，话都说不利索：“产房……产房在哪儿？”

值班护士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大概是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——头发上全是雪，脸冻得通红，眉毛上还挂着没化完的冰碴子，羽绒服湿了一大片。

“三楼。”护士说，“坐电梯上去。”

他没等电梯，直接冲进楼梯间。一步两级台阶，一口气跑到三楼。推开楼梯间的门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。

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几盏日光灯亮着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墙上刷着淡绿色的漆，有几处已经剥落了，露出下面灰白的底色。地上铺着米白色的地砖，被拖得干干净净，反射着头顶的灯光，有些晃眼。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，还有一股说不清的、医院特有的气息——有点凉，有点涩，让人心里发紧。

产房的门在走廊尽头。

门是木头的，刷着深绿色的漆，漆面有些斑驳，露出底下旧的颜色。门上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牌子——“产房重地，家属止步”。那七个字方方正正的，在日光灯下格外醒目。门关着，严丝合缝，看不见里面，也听不见里面的声音。

门口的长椅上，坐着一个人。

是母亲李秀云。

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缩在长椅的一角，双手攥在一起，放在膝盖上。她的背微微佝偻着，低着头，看着地面。听见急促的脚步声，她抬起头，看见吴普同，眼眶立刻红了。

“普同……”她的声音沙哑，带着哭腔。

吴普同跑过去，在她面前蹲下。母亲的脸比上次见面时又老了些，眼角的皱纹更深了，头发也更白了。她的眼睛红肿着，一看就是哭过。

“妈，雪艳呢？”

母亲指了指那扇门：“进去了……进去好一会儿了……”
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母亲的眼眶更红了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没说出来。

吴普同的心猛地揪紧：“妈，你说啊。”

“医生说……”母亲的声音发抖，每说一个字都很艰难，“胎位不太正。”

胎位不太正。

这五个字像一记闷棍，狠狠敲在吴普同心上。他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他想起那些听过的传闻，想起那些电视里看过的画面，想起那些让人揪心的故事。他的手开始发抖，脚也开始发软，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，一屁股坐在母亲旁边的长椅上。

长椅是那种老式的木头长椅，漆着暗红色的漆，坐上去冰凉冰凉的。可他已经感觉不到凉了。

母亲握住他的手。那只手粗糙，温热，布满老茧，此刻却在微微发抖。她握得很紧，指甲都掐进他手心里。

“医生说能处理。”母亲说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祈祷的坚定，“说他们有经验，让咱们在外面等着。说会尽力的。”

吴普同点点头，说不出话。

他盯着那扇深绿色的门，一动不动。门关着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门上的油漆在日光灯下泛着暗淡的光，那个“产房重地”的牌子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。

走廊里很安静。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的嗡嗡声，能听见母亲轻轻的呼吸声，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——咚，咚，咚，又重又快。

偶尔有护士推门进出。门开的瞬间，能听见里面传来的声音——女人的呻吟声，压得很低，闷闷的，像是咬着嘴唇忍着的；仪器的滴滴声，急促而规律；医生护士简短的交待声，听不清说什么，但语气很急。

每一次门开，他都猛地站起来，想往里看。可门开得太快，关得更快，他什么都看不到。每一次门关上，他都慢慢坐回去，盯着那扇门，继续等。

时间变得很慢。慢得像凝固了。

墙上的挂钟是那种老式的圆形石英钟，白色的表盘，黑色的数字，红色的秒针。秒针一格一格地跳，每一格都要等很久很久。他盯着那根秒针，看着它走完一圈，又走完一圈。一圈是六十秒，六十圈是一小时。他不知道看了多少圈。

母亲在旁边坐着，不说话。偶尔她会轻轻叹一口气，或者换个姿势，然后继续握着吴普同的手。

凌晨两点十分，产房的门开了，一个护士快步走出来。她穿着淡蓝色的护士服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那双眼睛很疲惫，但很有神。

吴普同猛地站起来，迎上去：“护士，我媳妇怎么样？”

护士看了他一眼，脚步没停：“还在产程中，胎位正在调整。有进展会通知你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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