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田颖,今年三十二岁,活到这个年纪,我学会了一件事——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摔跟头,而是摔完了爬起来,发现那个扶你起来的人,手心里攥着刀子。
事情要从五年前说起。
那时候我在省城一家纺织厂做车间主管,手下管着四十多号人,每天踩着高跟鞋在车间里走来走去,嗓子喊得比机器还响。厂里的人都说我命硬,从小山村考到省城的中专,又一步步从普工干到主管,三十岁不到就在省城按揭了一套小两居。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要念叨,说颖啊你赶紧找个对象吧,再拖下去好的都让人挑走了。我总是笑着应付过去,说妈你放心吧,我心里有数。
谁知道老天根本没给我挑的机会。
那年夏天特别热,车间里温度计飙到四十度,我在二楼平台上检查一批新到的纱锭,脚下的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焊。我记得很清楚,掉下去那一瞬间,脑子是空白的,连叫都没来得及叫。后来工友们跟我说,他们听见“砰”的一声闷响,回头就看见我趴在水泥地上,身体扭成了一个不可能的角度。
再醒来已经是三天后。
省人民医院的ICU里,我浑身插满管子,脖子以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,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。我妈坐在床边,眼睛肿得像核桃,看见我睁眼,嘴一瘪就哭了。旁边还站着车间主任老周和几个工友,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。
“大夫说……脊椎伤着了。”我妈攥着我的手,声音抖得厉害,“颖啊,咱不怕,大夫说好好治能好。”
我信了。
人在那个处境下,不信也得信。你不信,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。
主治医生姓顾,叫顾衍舟,三十五六岁的样子,戴一副金丝边眼镜,说话温温柔柔的。骨科和康复科会诊之后,他单独来病房找我谈了一次,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,语气很平和:“田颖,你的情况我实话跟你说。胸椎第十二节爆裂性骨折,脊髓损伤,目前下肢肌力零级。”
我听不太懂那些术语,直愣愣看着他。
他沉默了两秒,换了个说法:“你现在胸部以下没有知觉,以后……大概率也恢复不了。”
我盯着天花板,眼泪从眼角滑下去,流进耳朵里,凉飕飕的。
“但是。”他忽然提高了点声音,“但是这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完了。康复训练跟上,上肢功能可以恢复一部分,轮椅生活也不是过不下去。我见过很多比你情况更严重的病人,现在照样活得有滋有味。”
我转过头看他。
他的眼睛很好看,眼尾微微上挑,说话的时候会专注地盯着人看,让人觉得自己被认真对待了。后来我想,大概就是那个眼神,让我在最脆弱的时候,把他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人。
住院那三个月,顾衍舟几乎每天都来。
有时候是查房,他带着一群实习生,在我床前讲解病例,语气专业而冷静。有时候是下班后,他脱了白大褂,穿一件深蓝色的衬衫,坐在床边跟我聊天。聊厂里的事,聊我老家的村子,聊他读医学院时候的糗事。他说话很有意思,把枯燥的康复训练讲得像打游戏升级,今天能坐起来三分钟是解锁新成就,明天能自己拿勺子吃饭是打通关。
我妈看在眼里,悄悄跟我说:“这大夫对你有意思。”
我没接话。
不是没感觉。一个二十六岁的姑娘,躺在病床上,全身上下能动的只有脖子以上,这时候有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天天来看你,跟你说笑话,帮你擦眼泪,你不动心那是假的。但我心里清楚,我跟他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层窗户纸,是一道天堑。人家是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,骨科最年轻的副主任候选人,父母都是大学老师。我呢?高位截瘫,连上厕所都需要人伺候。
可是顾衍舟不在乎。
或者说,他让我觉得他不在乎。
出院前一个星期,那天傍晚下着大雨,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。他坐在床边削苹果,削得很慢很仔细,苹果皮细细长长地垂下来,一圈都没断。削完了,他切成小块,用牙签插着递到我嘴边。
“田颖。”他忽然开口,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,“等你出院了,我能不能继续照顾你?”
我嘴里含着苹果,愣住了。
他放下果盘,伸手擦掉我嘴角的苹果汁,动作很轻很轻,像怕碰碎一件瓷器。“我想了很久。你刚入院的时候,我只把你当病人。可是这三个月下来,我发现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来你这间病房。你不用现在回答我,回去慢慢想,想多久都行。”
我看着他,他的眼睛里有我的倒影,一个瘦得脱了相的、头发乱糟糟的女人。
“你想好了?”我问他,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,“我这辈子可能都站不起来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连孩子都不能生。”
“我不在乎。”
“你家里不会同意的。”
他把苹果塞进我手里,连带着把我的手握住了。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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