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辈子最听不得两种声音，一种是清晨厨房里锅铲碰铁锅的声响，再一种，就是沈家明叫我名字的时候。

不是“田颖”，也不是“颖颖，是那种把两个字拆开来叫的法子——“田，颖。”

中间顿那么一下，跟他的心漏跳了半拍似的。从前我嫌他叫得肉麻，后来我想听，却隔着四百公里，只能在手机里听。再后来，连手机里也听不着了。

我叫田颖，三十二岁，在省城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。说起来好听，实际上就是盯着电脑排车次，哪辆车几点到，哪个司机今天请假，哪个货主要加急——鸡零狗碎，操不完的心。办公室里六个人，五个是女的，茶水间的八卦比车间里的柴油味儿还浓。

我们主管姓周，四十出头，离过婚，烫一头小卷，涂正红色口红，说话跟机关枪似的，但人是真好。我刚来公司那会儿什么都不懂，她手把手教，教完了还要补一句：“田颖你记住了，咱们这行，男人靠不住，电脑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的眼睛。”

这话我记到现在。

办公室还有个姑娘叫苏甜，九八年的，整天追着我问“悦姐你怎么不谈恋爱啊”。我通常笑笑，说“忙”。她就撇嘴，说我看你是不敢。

我是不敢。

不是没试过。去年周姐给我介绍了一个，在税务局上班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约我吃了三顿饭，每顿都跟我讲他的职业规划。第三顿吃完，他送我回出租屋，在楼下站了五分钟，说：“田颖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就是……你好像心里装着事儿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他叹了口气，走了。后来再没联系。

我心里是装着事儿。装着一个人，一段日子，一整个回不去的从前。

我跟沈家明是相亲认识的，土的不能再土的开局。

那年我二十五，在老家县城的一家超市当理货员，每天搬饮料箱子搬得胳膊疼。我妈急得嘴角起泡，逢人就说“我家悦悦二十六了”——其实我才二十五，她虚两岁，恨不得虚三岁。

沈家明是我二姨介绍的。二姨说，小伙子在供电局上班，正式编制，爹妈都是退休教师，家里在城东有套三居室。“条件好得很，你可得把握住。”

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二姨家。他穿一件深蓝色polo衫，卡其色裤子，皮鞋擦得锃亮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，整个人规规矩矩的，像一份用文件夹装好的简历。

他见了我，站起来，耳朵尖先红了。“你好，我叫沈家明。”声音不大，但字正腔圆，跟播音员似的。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低头看自己的鞋。

二姨在厨房喊：“你们聊，你们聊，我锅里炖着排骨呢！”

客厅就剩我们俩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石英钟走字的声响。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那么久，他突然开口：“你吃香菜吗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”

“香菜。”他很认真地看着我，“有的人不吃香菜，我觉得这个事儿……还是提前问清楚比较好。”

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气。相亲第一面，不问收入不问房子，问吃不吃香菜。但我笑了。他就也跟着笑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整张脸都亮堂了，跟刚才那个“文件夹”判若两人。

我说：“吃的。”

他松了一口气似的：“那就好。我也不吃。”

“……你刚才不是说——”

“我是说，我也不嫌弃吃香菜的人。”他挠挠头，“我嘴笨，你别介意。”

后来我们在一起了。说不上多轰轰烈烈，就是很自然的，他隔三差五来超市接我下班，有时候带一杯奶茶，有时候带一袋糖炒栗子。冬天的时候他把我的手揣进他的大衣口袋里，那个口袋真大啊，能装下我们两个人的手，还装得下他偷偷塞进去的一根棒棒糖。

结婚那年我二十六，他二十八。

婚礼在县城最好的酒店办的，摆了三十桌。我妈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拉着沈家明的手说：“家明啊，我家悦悦脾气倔，你多担待。”他说：“妈，您放心。”

他叫我妈“妈”的时候，声音还是不大，但稳当得很。

那天的细节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他穿藏蓝色西装，胸口别一朵红玫瑰，敬酒的时候被人灌了不少，脸红到脖子根，但一直笑。我嫂子偷偷跟我说，新郎官看你的眼神，跟狗看见肉骨头似的。我啐她一口，心里却甜得发慌。

刚开始的日子是真好啊。

他在供电局上班，朝九晚五，偶尔值夜班。我在超市做到了店长助理，工资涨了八百块。我们住在他家那套三居室里，次卧空着，他说留着当儿童房，我说你想得美。

他做饭好吃。不是那种“会做”的好吃，是“用心”的好吃。红烧肉要炒糖色，炒到琥珀色才下肉，小火慢炖两小时，出锅前撒一把葱花。我每次都说“太麻烦了”，他说：“不麻烦，你爱吃就不麻烦。”

周末他骑电动车带我去城南的河边，什么也不干，就坐着。他听收音机里的评书，我听他。有时候他扭头看我，冷不丁来一句：“林，悦。你怎么这么好看。”

我踢他一脚。他就笑，笑着笑着又认真起来：“真的。你怎么这么好看。”

后来我想，大概所有好的日子，都是用来被后来的自己反复咂摸的。咂摸得久了，那点甜味儿就变成了苦的。

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

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节点。是渐渐地，像一只瓷碗裂了纹，最开始只是一道浅浅的痕，你不在意，照常用，后来那条痕越来越深，终于有一天，轻轻一碰，碎了一地。

他调了岗。从供电局调度室调到了外线班，说是升了班长，但工资没涨多少，活儿却翻了一倍。刮风下雨要抢修，过年过节要值班，半夜三更一个电话就得走。

我开始抱怨。一开始是小声嘀咕，后来变成了摔摔打打。他回家晚了，我就把饭菜扣在锅里不给他热。他解释，我不听。他哄我，我扭脸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的我真不是个东西。

但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别有理。我嫁给你，不是嫁给你那身工装和那辆抢修车的。我一个人守着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，次卧还是空的，儿童房还是空的，你跟我说你在电线杆上待了四个小时—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
最凶的一次吵架，是在结婚第三年的冬天。

那天是我生日。他说好六点回来带我去吃饭，我等到七点，等到八点，等到九点。菜凉了热，热了凉，最后我坐在餐桌前，看着那个蛋糕，奶油上的“悦”字已经开始化了。

十点四十分，他推门进来，一身泥水，脸上还划了一道口子。

“南郊的变压器炸了，三千多户停电，我实在走不开——”他一边脱鞋一边解释，声音是哑的。

我没说话。

他走过来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，放在桌上。“生日快乐。我前天就买好了，本来想吃饭的时候给你的。”

我打开，是一条金项链，坠子是一颗小小的星星。

“林，悦。”他叫我，声音软得不像话，“对不起。”

我该说没关系的。我该说累了吧快去洗个澡。我该说这条项链真好看你给我戴上。

但我说的却是：“沈家明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年多大了？二十八了。你知不知道妈这个月问了我几次‘什么时候要孩子’？五次。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有多害怕？打雷的时候我把所有灯都打开，电视开到最大声，还是怕。”

我说着说着就哭了。哭着哭着就喊起来了。

“我要的不是项链！我要的是你！是你这个人！可你人在哪儿？你在电线杆上！你跟变压器过日子去吧！”

我把他那条金项链摔在了地上。

他没捡。

他站在原地，脸上的那道口子还在往外渗血珠子。他就那么看着我，眼睛里没有愤怒，甚至没有委屈，是一种比委屈更深的东西。后来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，那叫——无力。

他说：“悦悦，我累了。”

不是“林，悦”，是“悦悦”。两个字连在一起叫的，不带停顿的，像是不想再费那个心思了。

我浑身一颤。

他又说：“我真的累了。”

那天晚上他睡在了次卧。那间我们说过要当儿童房的次卧。

从那以后，裂缝就再也没合上过。

我们开始为各种事情吵。他忘了交电费，吵。我买了件贵衣服，吵。他妈来家里住了三天，吵。他值班没接我电话，吵。

吵到后来，连为什么吵都忘了，只剩下吵这个动作本身。像两个拳击手，已经不是为了胜负，只是机械地挥拳，因为停下来反而更可怕。

离婚是他提的。

那天是个周日，阳光好得不正常。他难得休息，做了一桌子菜，全是我爱吃的。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酸菜鱼、蒜蓉西兰花，还炖了一锅玉米排骨汤。

我以为他是想和好。我甚至在心里想，只要他开口，我就顺着台阶下了。

他确实开口了。

“悦悦，我们离婚吧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正给我盛汤。勺子碰到碗沿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
我盯着那碗汤，汤面上飘着葱花，油星子亮晶晶的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性格不合。”他说。

四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像菜市场称重时抹掉的零头。

我没哭。至少当时没哭。我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红烧肉，放进嘴里。咸了。他今天盐放多了。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就一个字。

去民政局那天下了雨。不大，细细密密的，跟筛面粉似的。

他打了一把黑伞，在民政局门口等我。看见我从公交车上下来，他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。

“吃早饭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吃了。”

“吃的什么？”

“沈家明，”我停住脚，抬头看他，“你是来离婚的，不是来查岗的。”

他就不说话了。

办手续很快。工作人员是个大姐，看我们的眼神带着见怪不怪的平淡，问了一句“想好了？”我们说“想好了”。她就低头盖章，啪啪两声，跟订书机似的。

从民政局出来，雨还在下。他撑着伞，我站在伞下面，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。

“你去哪儿？”他问。

“回家收拾东西。”

“我帮你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他没再坚持。

我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蛇皮袋。衣服、鞋子、几本书、一瓶用了一半的香水。那条金项链我放在了梳妆台上，想了想，又拿起来，最后还是放下了。

出门的时候他在客厅站着。

“林，悦。”他又那样叫我了，中间顿一下，像心跳漏一拍。

我没回头。

“好好吃饭。”他说。

我“砰”地带上了门。

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我听见他在里面说了一句什么，隔着门板，模模糊糊的，听不真切。

后来我无数次回想那个下午。他说的到底是什么？是“对不起”？是“别走”？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叫了我的名字？

我永远不会知道了。

到省城以后，我先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，八百块一个月，没有空调，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。换了三份工作，最后才在这家物流公司定下来。

周姐问我为什么离婚，我说性格不合。她“嗤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世上的离婚，十个有九个半都是这四个字。说了等于没说。”

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
日子就这么过着。上班，下班，回出租屋，刷手机，睡觉。偶尔跟同事出去吃顿饭，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。我妈在电话里从不提沈家明，只是每次挂之前都要叹一口气，那口气叹得又长又沉，跟拉风箱似的。

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

直到那天晚上。

是去年十一月十七号。这个日期我记得比自己的生日都清楚。

晚上九点多，我刚加完班回到出租屋，泡了碗方便面，还没来得及吃，手机响了。

是二姨。

“悦悦啊——”二姨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，平时她说话跟放鞭炮似的，噼里啪啦的，那天却黏黏糊糊的，像嗓子里卡了东西。

“二姨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沈家明他——”她顿了一下，我的心也跟着顿了一下，“他出事了。”

方便面的热气扑在我脸上，我忽然觉得那味道恶心得很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摔了。从电线杆上。说是抢修的时候安全带断了——”二姨的声音开始发颤，“人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下半身就没知觉了。现在瘫了，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悦悦？你在听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他家里——你知道的，他爸去年走了，他妈老年痴呆越来越厉害，连儿子都认不全了。家里就剩他一个人。居委会给请了个护工，干了三天就不干了，说伺候不了。现在是他单位的同事轮流去照看，但也撑不了多久——”

“二姨。”我打断她，“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
“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我说，声音平得像一面墙，“他自己说的，性格不合。”

“悦悦——”

“我挂了。”

我挂了电话。

然后我坐在床边，盯着那碗泡面。面条在汤里泡得太久，涨成了白花花的一团，筷子插进去都拔不出来。

我忽然想起他做的红烧肉。炒糖色炒到琥珀色，小火慢炖两小时，出锅前撒一把葱花。他说，不麻烦，你爱吃就不麻烦。

我又想起他叫我名字的样子。林，悦。中间顿一下，像心跳漏一拍。

我还想起离婚那天，门关上之前，他说了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

我拿起手机，拨了回去。

“二姨，他现在在哪个医院？”

我请了三天假，跟周姐说的是“家里有事”。周姐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问，批了。

坐大巴回县城，四个半小时。车上放着一部老电影，声音滋滋拉拉的，听不清台词。窗外的天灰蒙蒙的，田里稻子早收完了，只剩光秃秃的稻茬，一茬一茬的，像大地在生闷气。

到县医院的时候是下午两点。

我站在病房门口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搭了整整五分钟。

门没关严，从门缝里能看见里面。病房是三人间，但另外两张床空着，只有靠窗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。

是他。

他瘦了很多。颧骨支棱出来，眼窝陷进去，下巴上一片青色的胡茬。被子盖到胸口，两条胳膊放在被子外面，左手手背上扎着留置针。

他醒着。

眼睛睁着，看着天花板。那眼神我见过——就是离婚那天晚上，他说“我累了”的时候的那种眼神。不是痛苦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很深的、很安静的绝望。

我推门进去。

他转过头来。

看见我的那一瞬间，他的表情变了好几变。先是愣住，然后是慌，然后是——愤怒。

对，愤怒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他的声音是哑的，但那种哑不是生病的那种哑，是太久不说话、嗓子生了锈的那种哑。

我没理他。我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

“谁让你来的？”他又问，声音拔高了一点，“二姨是不是？我回头就给她打电话——”

“沈家明。”我叫他的名字。

他就不说话了。

我看着他。他瘦了，瘦得下巴都尖了。他的手指在被子外面蜷了蜷，像是在藏什么。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我问。

他不回答。

我站起来，看到床头柜上有一个保温饭盒，打开，里面是半碗冷掉的粥，表面凝了一层皮。旁边是一双筷子，一次性的，还没拆封。

“中午就吃这个？”

他还是不说话，把脸扭向窗户那边。

我没再问。我端起那半碗冷粥，走出病房。

医院走廊尽头有开水间。我把粥倒进水池里，洗了饭盒，又用热水烫了一遍。然后下楼，在医院门口的粥铺买了一碗皮蛋瘦肉粥，加了一份蒸饺。

回到病房，我把粥倒进饭盒里，把勺子塞进他手里。

“吃。”

他不动。

“沈家明，你到底吃不吃？”

“你走吧。”他说，声音闷闷的，像从被子里传出来的。

我深吸一口气。

“你走——你走啊……”他忽然开口了，声音是颤的，尾音破成了碎玻璃。

我浑身一僵。

“你走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的笑话？来看看我沈家明现在有多惨？好，你看到了，看到了就走吧！”

他猛地转过头来，眼眶是红的。

“我真的累了，累了，累了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低到几乎听不见，“我瘫了，田颖。我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你满意了吧？”

窗外的天阴得更厉害了。病房里的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，嗡嗡的，像一只苍蝇在满屋子飞。

我看着他。

看着他红着眼眶，看着他下巴上的胡茬，看着他手背上那片留置针贴膜下面发青的针眼。

“沈家明，”我说，声音不大，但稳当得很，“爱你四年，恨你四天，毁你四秒。”

他愣住了。

“离婚那天你说性格不合，四个字，毁了我四年。”我顿了顿，“但我今天来，不是为了跟你算账的。”

我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放在床头柜上。

那条金项链。

坠子是一颗小小的星星。

“离婚的时候我拿走了。”我说，“今天还给你。不是还东西的还，是——”

我没说完。

他的手忽然伸过来，握住了我的手腕。

力气不大。他现在的力气，连一只碗都端不稳。

但他握得很紧。

“林，悦。”

他叫我。

中间顿了一下。

跟从前一模一样。
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忍了多久的眼泪，从二姨打来电话那一刻就开始忍，从大巴车上就开始忍，从推开病房门就开始忍——全掉下来了，收都收不住。

“你叫我干什么？”我哭着说，“你不是让我走吗？你不是要离婚吗？你不是说性格不合吗？”

“我骗你的。”他说。

我停住了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性格不合，是骗你的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碎了什么。

“离婚前一个月，单位组织体检，我查出了脊椎上有个东西。良性的，但是位置不好，医生建议手术，手术风险很大，弄不好就会——”

他的手指微微发颤。

“我没告诉你。我不敢告诉你。”

日光灯嗡嗡地响着。

“我想，你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走。你不会走的，田颖。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，嘴上硬得跟石头似的，心软得跟豆腐一样。你要是知道了，砸锅卖铁也会给我治，治不好也会伺候我一辈子。”

他的眼泪也下来了。沿着眼角，流进耳朵里。

“我不能让你这样。不能。”

“所以你就——”我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“你就演了一出戏？故意跟我吵，故意说那些话，故意——沈家明，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”

我把他的手拿起来，贴在自己脸上。他的手冰凉冰凉的，骨节硌得我脸疼。

“笑给你看，哭给自己听。”我一边哭一边笑，“你以为你多伟大？你以为你是在为我好？我告诉你沈家明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一天都没好过。一天都没有。”

他不说话了。

病房里只剩下日光灯的嗡嗡声和两个人的呼吸声。

过了很久，他开口了。

“粥凉了。”

我一愣，低头看饭盒。皮蛋瘦肉粥已经不冒热气了。

“我去热。”

我站起来，端着饭盒往外走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听见他在身后说了一句话。

声音很轻，但我听清了。

他说的是：“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吃饭。”

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没再回省城。

我给周姐打了电话，辞了职。周姐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田颖，想好了？”我说：“想好了。”她说：“行。啥时候想回来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我说：“谢谢周姐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发现“想好了”这三个字，和当年在民政局说的，一模一样。但这次，是真的想好了。

我搬回了那套三居室。

次卧还是空的。儿童房还是空的。客厅的窗帘还是离婚前我挑的那幅，浅蓝色的，上面有白色的云朵图案。厨房的灶台上还有一罐盐，是他买的那种，牌子我到现在都记不住。

什么都没变。

又好像什么都变了。

我开始学着照顾他。

一开始手忙脚乱的。第一次给他擦身，我把水弄得到处都是，床单湿了一大片。他躺在那里，脸涨得通红，咬着嘴唇一声不吭。我说：“你害什么臊？全身上下我哪儿没看过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笑完了，眼眶又红了。

翻身是最难的。他一百四十多斤，我一百零几斤，每次给他翻身都跟打仗一样。床头摇起来，枕头垫好，先搬肩膀，再搬腿，搬一次我喘半天。他看着我，嘴唇翕动了半天，说：“悦悦，你回去吧。”我说：“闭嘴。”

他就闭嘴了。

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觉得自己是拖累。他觉得我傻。他觉得我该去过自己的日子，而不是在这里伺候一个瘫子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给他擦脸的时候，他忽然说：“林，悦。你怎么这么好看。”

我正在拧毛巾，手一抖，水溅了一身。

“都瘫了还贫嘴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。”他很认真地看着我，“你怎么这么好看。”

和从前一模一样的语气。

我别过脸去，没让他看见我哭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着。

居委会的张大姐来过几次，拉着我的手说“小林啊，你真是——”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，眼圈红红的。我说：“张大姐，您别哭，哭了我还得给您倒水。”她就笑了，笑着笑着又抹眼泪。

沈家明单位的同事也常来。老周来得最勤，每回来了都带东西，有时候是一箱牛奶，有时候是几斤水果。有一回他带了一兜子韭菜盒子，说是他媳妇烙的，趁热吃。我咬了一口，韭菜馅儿里放了虾皮，鲜得很。

老周蹲在床前跟沈家明聊天，聊单位的事儿，谁升了谁调了谁又闹了笑话。沈家明听着，偶尔笑一下，但笑意到不了眼睛里。等老周走了，他就又沉默下来，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他的腿还是没有起色。

县医院的康复科条件有限，我托人打听了省城的医院，说是有一家康复中心效果不错，但费用高，一个月下来得一万多。我算了算存款，加上离婚时他给我的那笔钱，大概能撑半年。

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他的时候，他沉默了很久。

“不去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花那个钱干什么。治不好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治不好？”

他不说话了。

我走到床边，蹲下来，让自己的视线和他的平齐。

“沈家明，你看着我。”

他看着我。

“你能不能站起来，我不管。你站不起来，我伺候你一辈子。但是——”我把他的手握住，“你要是连试都不愿意试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恨你四秒？不，恨你四十年。”

他的手在我掌心里微微发颤。

“林，悦。”他叫我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要是站不起来呢？”

“那我就在这儿。”

“我要是站起来了呢？”

“那我也在这儿。”

他闭了闭眼睛。再睁开的时候，眼眶里有什么东西亮晶晶的。

“好。我去。”

去省城那天是个大晴天。

我叫了一辆救护车，把他连人带轮椅一起拉到了康复中心。住进去的时候，护士问患者和家属关系，我说：“夫妻。”他在旁边没吭声，但耳朵尖红了。

康复训练比我想象的还要苦。

每天上午两个小时，下午两个小时。从床上挪到轮椅上，从轮椅上挪到训练器械上，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受刑。他的额头全是汗，嘴唇咬得发白，手臂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来。

我在旁边看着，指甲掐进掌心里，掐出一个个月牙印。

康复师姓刘，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说话慢吞吞的，但下手一点也不含糊。“沈家明，再抬一次。”“不行，不够高，重来。”“别用腰代偿，用腿，用腿！”

有一次练到一半，沈家明突然停下来。

“歇一会儿。”他说。

“不能歇。”刘师傅说。

“我说歇一会儿！”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，带着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暴躁。

刘师傅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出去了。

病房里安静下来。

我走过去，蹲在他面前。

“疼吗？”我问。

他没回答。他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腿，那两条不听使唤的腿。他的手指死死攥着轮椅的扶手，指节都发白了。

“悦悦，”他的声音哑得不像话，“我是不是真的没用了？”

我看着他。

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落在他肩膀上。他的头发长了，鬓角有几根白的，是最近才冒出来的。

“沈家明，”我说，“你记不记得咱们结婚那年，你带我回你老家过年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不知道我为什么忽然提这个。

“你奶奶那时候还在。她拉着我的手说，家明这孩子，从小就要强，摔了不哭，疼了不喊，有什么事儿都自己扛。”我顿了顿，“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？”

他看着我。

“我想的是，以后，我替你把那些不哭的眼泪，都哭了。”

日光灯嗡嗡地响。

他的手指慢慢松开了。

“刘师傅。”他朝门口喊了一声。

刘师傅推门进来。

“继续练。”

三个月后，他能扶着栏杆站起来了。

六个月后，他能拄着拐杖走几步了。

那天是个下午，康复中心的小院子里种着两棵桂花树，花开得正盛，香味浓得像是能摸得着。

他拄着拐杖，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。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要歇一歇，但确实是走过去了。

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回过头看我。

“林，悦。”他叫我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好看。”

桂花香扑了我满头满脸。

我笑了。

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

但这次不是哭。

是甜的。

出院是第二年的春天。

我们回了县城。三居室还是那个三居室，次卧还是空着的，但我已经在网上看婴儿床了。

他恢复得比预期好。能拄单拐走路了，能自己吃饭了，能在我做饭的时候站在厨房门口跟我说话了。

他又开始做饭了。

第一顿是西红柿鸡蛋面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我帮他把东西都拿到灶台边，他在那儿炒鸡蛋，动作比从前慢了很多，但手势还是那个手势。

面端上来的时候，我吃了一口。

咸了。

他紧张地看着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咸了。”我说。

他脸上闪过一丝失落。

“但是，”我把筷子放下，“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。”

他愣了一下。然后笑了。

笑着笑着，他忽然说：“下辈子，我还给你做饭。”

声音不大，但稳当得很。

窗外的桂花还没开，但叶子已经绿了，密密层层的，把阳光剪成碎金子，洒了一地。

我低头吃面，没让他看见我哭。

从今往后，“先生”二字——

我大概要叫一辈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