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槿之这次走了很久。

不是三天，不是五天，是整整三十二天。三十二天里，他给许兮若发了四百多条消息，打了二十多个电话，每一通电话的开头都是“快了”，结尾都是“等我”。但“快了”这个词像那拉村的月亮，看着近，走起来远，走了一天一夜，还在天边挂着。

许兮若已经不数日子了。她把日历从墙上撕下来，放在抽屉里，和那封信叠在一起。眼不见，心不烦。但心还是会烦，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烦，是那种闷闷的、沉沉的烦，像南市秋天的回南天，墙上渗水，地板返潮，衣服晾三天还是湿的，摸上去凉凉的，黏黏的，穿在身上，贴着皮肤，甩不掉。

她把那件蓝布衣裳洗了。不是想洗，是不得不洗——穿了三天，袖口脏了，领口也脏了，槐花汁的印子还在，但衣裳的其他地方变得灰扑扑的，像蒙了一层雾。她把它泡在水里，打了两遍肥皂，搓了又搓，漂了又漂。水是浑的，泡沫是灰的，她搓着搓着，觉得手里搓的不是衣裳，是那几天的日子——那些在槐树下缝衣裳的日子，那些和念归追猫的日子，那些坐在灶台边等粥熬好的日子。她搓得用力，想把那些日子洗干净，又怕洗得太用力，把槐花汁的印子也洗掉了。那个印子是她和那拉村之间最后的连接，像一根线，细细的，但连着。

她拧干衣裳，晾在阳台上。南市的太阳很大，晒得衣裳冒白气，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，滴在地板上，啪嗒啪嗒的，像一个人在哭。

衣裳干了以后，她摸了摸那块印子，还在。她松了口气，又觉得这口气松得可笑——一个印子而已，在不在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但她知道有关系。印子在，那拉村就在。印子不在，那拉村就远了。

三十二天里，她养成了一个习惯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，是摸一摸手指上的戒指。戒指还在，她就安心了。戒指在，他就还在。他说了会回来，就会回来。念归说的，姐姐说的。她把自己说过的道理，拿回来劝自己，像一个人用自己的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，暖是暖了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少了什么呢？少了另一只手。

高槿之在电话里说，广城的项目彻底卡住了。合作方的老板换了人，新来的不认旧账，之前签的合同作废，一切从头谈。从头谈，从头等，从头盼。许兮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吃一碗泡面。面在嘴里嚼着，嚼着嚼着，嚼不出味道了。她把筷子放下，看着碗里的面汤，汤面上漂着一层油，红红的，亮亮的，像那拉村的晚霞。但那拉村的晚霞是暖的，这碗油是凉的。

“许兮若？”他在电话那头叫她。

“在。”她说。

“你不说点什么吗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面凉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说：“我给你点个外卖。”

她笑了。笑声很轻，轻得像泡面碗里冒出来的白气，飘了一下就散了。“不用。我自己会点。”

“那你点。点好的。别吃泡面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她挂了电话，没有点外卖。她把那碗凉了的泡面端起来，把汤倒了，把面倒进垃圾桶。碗放在水池里，泡着水，等着洗。她站在水池前，看着那只碗，看了很久。碗是白色的，碗底有一朵蓝色的花，花心里有一个字——“福”。她用手指摸了摸那个字，凹下去的，滑滑的，像一道疤。

那天晚上，她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她拿起手机，翻通讯录。通讯录里有几百个名字，但翻来翻去，不知道该找谁。同事？不想说。家人？不敢说。她妈上个月打电话来，问她和老高的事什么时候办，她说快了，快了。她妈说，快了是多久？她说，很快了。她妈没再问，但叹了口气，那口气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沉沉的，像一块石头，砸在她胸口上。

她把手机放下，又拿起来。翻到“安安”的时候，停了。

安安是她的从小玩到大的发小，睡下铺，性格像风，来去匆匆的，说话不拐弯，做事不磨叽。大学四年，许兮若失恋了两次，每次都是安安陪她，不是劝，是陪。安安不会劝人，她只会说两句话——“吃了吗？”“走，吃饭去。”吃完了，心情就好了。吃不好，就再吃一顿。

许兮若看了看时间，晚上十一点。安安这个点应该还没睡——她是个夜猫子，越晚越精神。她按了拨号键，响了三声，接了。

“喂？”安安的声音很亮，像一盏灯，一开就把屋子照亮了。

“安安，是我。”

“我知道。怎么了？声音不对。”

许兮若愣了一下。她以为自己的声音很正常，但安安一听就听出来了。安安的耳朵像她的眼睛一样好使，在球场上，队友在背后喊一声，她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。

“没事。就是——”

“又没领成？”

许兮若没说话。安安的嘴太快了，快得像她的脚步，你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已经到了篮下，把球投出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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